
作者:纪伯伦
纪伯伦一生都是爱与美的使者,他的一切字句,都是从心思的筵席上散落下来的残屑。《先知》讲述了爱、婚姻、孩子、自由、痛苦与欢乐等每个人都需面对的重要例命题,字字句句,打在眼里,落在心中。本书配有30幅作者的亲笔画作,大多为人体画,在那些神秘的形体背后,可悟见生命初始的灵性,体味人类永恒的精神之美。身在俗世,我们亦能在本书的字、画中修炼心灵,达到幸福的人生彼岸。

作者:阿尔贝·加缪
《信奉十字架》是阿尔贝·加缪改编自西班牙剧作家彼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一部戏剧,于1953年6月14日在昂热市戏剧艺术节上首次演出,由马塞尔·埃朗执导。

作者:松本清张
作者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家,此书用七幕话剧形式描述北一辉人生的典型时刻。北一辉,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思想家,主张“纯正的社会主义”之国家主义,后成为日本法西斯思想源泉之一。其思想大部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及《日本改造法案》中体现,本书话剧也多围绕此展开。

作者:廖一梅
《琥珀》和《恋爱的犀牛》是近年来倍受瞩目的编剧廖一梅最重要的两部戏剧作品。两剧由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执导搬上舞台,皆是中国剧坛的话题之作。《琥珀》2005年3月在香港艺术节首演,后在各地巡回,被称为亚洲剧坛的旗帜性作品。《恋爱的犀牛》1999年首演,长演不衰,是最受欢迎的小剧场戏剧之一,被视为小剧场史上的奇迹。《琥珀》的剧本是首次出版。=========================================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我在想你呢,我在张着大嘴,厚颜无耻地渴望你,渴望你的头发,渴望你的眼睛,渴望你的下巴,你的双乳,你美妙的腰和肚子,你毛孔散发的气息,你伤心时搅动的双手。你有一张天使的脸和婊子的心肠。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恋爱中的犀牛》保护我吧,除了诱惑,我能抵挡一切。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可尽管悲哀,依然是我们知道的最美好的事物。大众审美就是一堆臭狗屎。——《琥珀》

作者: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一卷奇诗,一部心史,一本血泪之书。恶之为花,其色艳而冷,其香浓而远,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恶之花》经过多年的蓄积、磨砺,终于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恶之花》分为忧郁与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部分,其中忧郁与理想分量最重,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分里,诗人耐心而无情地描写和剖析自己的双重灵魂,表现出自己为摆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所作的努力。它追求美和纯洁,试图在美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美就象一个冰冷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他寻求爱,但一再受到爱情的欺骗;他向天使祈求欢乐、青春和幸福,企图从烟草和音乐中得到安慰,但阴森丑恶的幻象和纠缠人心的愁苦始终笼罩着他,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波德莱尔有一套诗歌理论,运用到《恶之花》中。首先是通感,同名十四行诗指出了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随后诗歌作了具体的阐发,表明一切感觉是相通的。在其他诗歌中,波德莱尔提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灯塔》、《面具》)。波德莱尔认为通感是一种联想的魔法,属于创作的隐蔽法则,艺术家由此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雨果称赞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颤栗。他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象征手法:以具体意象去表现抽象观念,其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在他笔下,时间、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拟人化了,也就是运用了象征手法。为了捕捉大量的意象,诗人需要发挥想象:想象是真实的母后。波德莱尔将想象看作各种才能的母后,认为是天才的主要品质,能把抽象的精神现象和各种概念以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恶之花》以其大胆直率得罪了当局,其怪诞的思想和超前的理念更触怒了保守势力,结果招致了一场激烈的围攻。波德莱尔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上了法庭,最后被迫删去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六首淫诗:《累斯博斯》、《入地狱的女子》、《首饰》、《忘川》、《致大喜过望的少妇》、《吸血鬼的化身》.四年后, 《恶之花》新增了三十五首诗再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书的主题是恶及围绕着恶 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为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它一方面腐蚀和侵害人类,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波德莱尔对恶既痛恨又赞美,既恐惧又向往。他生活在恶中,但又力图不让恶所吞噬,而是用批评的眼光正视恶、剖析恶。如果说它是病态之花,邪恶的花,那是说它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邪恶的。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善,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恶中去挖掘。采撷恶之花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

作者:瓦尔特·惠特曼
《草叶集》是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惠特曼的浪漫主义诗集,共收有诗歌三百余首,诗集得名于集中这样的一句诗: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草叶是最普通、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象征着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诗集通过自我感受和自我形象,热情歌颂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惠特曼从小热爱民主和自由,他只读过五六年书,十几岁就外出谋生。他当过排字工人、木工、泥水匠、农村教师和编辑等。惠特曼勤奋好学,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写诗,于1855年出版了《草叶集》的第一版。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记着,这本书是我从1838年至1853年间在布鲁克林的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其中吸进了千百万个人和十五年的生活;那种亲密,那种热烈,那种陶醉,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草叶集》是惠特曼一生创作的总汇,也是美国诗歌史上一座灿烂的里程碑。作品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时代精神。诗人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讴歌美国这块民主的大地:那里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的主人,那里人民立刻起来反对被选人的无休止的胡作非为,那里男人女人勇猛地奔赴死的号召,有如大海汹涌的狂浪,那里外部的权利总是跟随在内部的权利之后,那里公民总是头脑和理想,总统,市长,州长只是有报酬的雇用人,那里孩子们被教育着自己管理自己,并自己依靠自己,那里事件总是平静地解决,那里对心灵的探索受到鼓励,那里妇女在大街上公开游行,如同男子一样,那里她们走到公共集会上,如同男子一样取得席次。《草叶集》中对大自然、对自我有着泛神主义的歌颂,泛神主义是崇拜大自然,以自然万物为神的;诗中极力赞美大自然的壮丽、神奇和伟大:攀登高山,我自己小心地爬上,握持着抵桠的细瘦的小枝,行走过长满青草,树叶轻拂着的小径,那里鹌鹑在麦田与树林之间鸣叫,那里蝙蝠在七月的黄昏中飞翔,那里巨大的金甲虫在黑夜中降落,那里溪水从老树根涌出流到草地上去。《草叶集》是长满美国大地的芳草,永远生气蓬勃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它是世界闻名的佳作,开创了美国民族诗歌的新时代。作者在诗歌形式上有大胆的创新,创造了自由体的诗歌形式,打破了传统的诗歌格律,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节奏自由奔放,汪洋恣肆,舒卷自如,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和无所不包的容量。

作者:莫里斯·梅特林克
《青鸟》是比利时的莎士比亚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最著名的代表作。《青鸟》原是直到今天仍在舞台上演出的六幕梦幻剧。后经梅特林克同意,由其妻乔治特·莱勃伦克将该剧改写成童话故事,以便更适合小读者阅读。中篇童话《青鸟》于1908年发表。作品讲述了两个伐木工人的孩子,代表人类寻找青鸟的过程。本书中,青鸟就是幸福的象征。通过他们一路上的经历,象征性地再现了迄今为止,人类为了寻找幸福所经历过的全部苦难。作品中提出了一个对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什么是幸福?但是作品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出乎意料的:其实幸福并不那么难找,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大多数人从生到死,始终没有享受过就在他们身边的幸福,是由于他们对幸福始终有一种错觉,即认为物质享受才是幸福,而本书却告诉我们,幸福乃是一颗无私的心所带给人的精神享受。人只有为别人的幸福着想,自己才会幸福。这种幸福观的改变,表现了作者超人的智慧,它对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永远具有启示意义。本书由戏剧改变成中篇童话故事,正是为了适合小读者阅读。故本是最大的读者群自然是以学生为主。但《青鸟》作品本身极深的内涵、极大的影响力会吸引众多成人文学爱好者。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于1862年8月29日出生在比利时根特。他从小就爱好文学,可是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律师。1887年,他来到巴黎上学,开始对写作发生兴趣。不久他父亲去世,于是他又回到比利时,以后就很少离开他的祖国。1889年,他正式从事写作。开始的时候,并不为人们注意,可是由于他那丰富的想象和惊人的创伤能力,不久便被誉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他于1911年获得诺贝尔奖金。 梅特林克的作品除了《青鸟》以外,尚有《盲人》、《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蒙娜·凡娜》和《圣安东的奇迹》等二十余种。

作者:老舍
时间 明嘉靖某年。地点 北京,严府。人物 路 楷(御史,丑扮) 严 喜(严府家院,小丑)严世蕃(官居侍郎,但皆以小丞相呼之,抹白脸)〔路楷上。路楷 (念)万般皆下品,只有作官高!来此已是严府,门上哪位在?

作者:莎士比亚
本集收录:《亨利八世》《亨利六世》下篇《亨利六世》中篇《亨利六世》上篇《亨利五世》《亨利四世》下篇《亨利四世》上篇

作者:彼得·汉德克
彼得·汉德克所著的《形同陌路的时刻(精)》包含汉德克三个剧本《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形同陌路的时刻》《筹划生命的永恒》。书中,各种人物轮番登台亮相,他们在这个中心相互碰面,相互妨碍,共同组成群体,然后又使之解体。在作者充满寓意和讽喻的笔下,这个包罗万象、千奇百怪、最终变得昏暗的世界舞台或许就是汉德克所感受的现实世界的微缩。

作者: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告诉他美国的作家朋友埃德加·萨尔特斯(Edgar Saltus,1855-1921),说准备写一部描写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作品。 抹大拉的马利亚是《圣经》中的人物,她虽然是个罪人,但她追随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还曾见耶稣驱走七个恶鬼,并亲历耶稣复活;尤其是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于是耶稣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耶稣解释说:这是因为她的爱多,所以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王尔德对萨尔特斯说,他要把她写得有些像莎乐美;随后,他们就开始一起共同探讨这两个淫荡的女子。显然,王尔德当时是基于爱与罪的主题思考,从抹大拉的马利亚联想到莎乐美,还没有想到要直接描写莎乐美这个人物。 王尔德的朋友、法国诗人和专栏作家让·洛兰(Jean Lorrain,1856-1906)家里有一座被斩首女子的头像。一次,王尔德看到这座雕像时,据王尔德危地马拉的朋友恩里克·戈麦兹·卡利洛(Enrique Gomez Carrillo)说,使这位爱尔兰剧作家联想起一个有关希伯来公主的奇异传说。这位公主为了对她的情人表示敬意,把一位使徒的头奉献给他;但她这礼物遭到了拒绝,于是她在当天晚上把自己的头割下,放在一只金碟子上给她的爱人。卡利洛说,受朋友们的怂恿,王尔德曾想把这个故事细致地表现出来,大概是以散文的形式来写,题为《两次斩首》(The Double Beheading),但后来他又计划把这故事写成诗篇。后来,王尔德和他的朋友、居住在巴黎的美国诗人斯图尔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一次去红磨坊(Moulin Rouge)看演出时,见到一位罗马尼亚的舞蹈家,她的肢体动作恰如福楼拜的小说《希罗迪娅》中所描写的莎乐美。王尔德曾试图跟这位演员联系,希望把她的舞蹈写进他正在创作的一个剧本中去。只是没有找到她…… 最后,大约是1891年10月前后的一天晚上,王尔德跟一群年轻的法国作家谈了《圣经》中的莎乐美的故事。回到他所租住的房间里,打开桌上的一本空白笔记本开始写作。几个小时后,就已经写出了不少;为了寻求灵感,他迈出房门,步入临近的那家大咖啡馆(Grand Café),对管弦乐队的指挥说:我正在写一个剧本,描写一个女子赤足在一个她因爱他而要杀他的那个男人的血迹上跳舞的剧本。希望获得某种野性而恐怖的音乐的激励。回去后,就完成了《莎乐美》。 创作之前,王尔德就想过,要使自己这部作品中的同名主人公,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作家、艺术家笔下的这一人物。在他看来,即使像莱奥那多·达·芬奇,或者阿尔勃莱希特·丢勒这些大师所画的莎乐美,也都不能令人满意。不过王尔德仍然不能脱离前人的影响。 《圣经》中记载的故事自然是王尔德创作《莎乐美》首要的最基本的材料来源。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希律·安提帕、希罗底、施洗约翰——乔卡南和莎乐美,就是《圣经》里原来就有的,情节的总体框架大致也与《圣经》里所写的故事相仿。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圣经》的故事,王尔德就不会想到创作像《莎乐美》这样一部剧作。 1893年8月,即王尔德的《莎乐美》法文版出版之后大约半年的时候,王尔德的朋友,英国作家和漫画家马克斯·比尔博姆(Sir Max Beerbohm,1872-1956)在给友人、画家威尔·罗森斯坦(Will Rothenstein)信中指出,说《莎乐美》的创作无疑受到福楼拜的《希罗迪娅》的影响。王尔德回应说:不错,我是剽窃(plagiarise)。这是有鉴赏力的人之荣幸。我读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时就从未在书末签上我的名字。Que voulez-vous(别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数百部最好的书都带有我的签名。表明他无法否认这些作品有形无形曾经对他产生过影响。 王尔德对诗人斯蒂芳·马拉梅怀有很大的敬意,曾把他创作的《道连·格雷的画像》题献给他。《道连· 格雷的画像》中写到亨利·沃登勋爵曾捎给主人公道连·格雷的一本黄封面的书。格雷拿起开始翻阅,几分钟后,他被吸引住了;甚至有好几年不能摆脱那本书的影响。研究者公认,此书就是若里斯-卡尔·于斯曼的《逆反》。王尔德自己在一封信中也承认:《道连·格雷》中的那本书是我永远都不会写的许多本书之一,但它部分地受到了于斯曼的《逆反》的启示……书中提到的那个身上十分奇怪地糅合着幻想家和学者气质的主人公,那个独特的巴黎青年,就是《逆反》的主人公戴·艾桑公爵。戴·艾桑的那些不合常规的艺术趣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王尔德的趣味。其中戴·艾桑对古斯塔夫·莫罗的喜爱,就最典型地反映了王尔德自己的感受。例如莫罗创作的《幽灵》和《莎乐美为希律舞》这两幅画,特别是《幽灵》,莎乐美的着装和挑逗的舞姿,以及画面上华丽的色彩,使王尔德非常喜欢。有材料说,王尔德甚至希望画家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1872-1898)为他的《莎乐美》创作的插图,也能具有与莫罗的画同样的风格。 人类在幼年时代起,就把头颅看成是人体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珍贵或神圣的部分。人类学研究认为,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头’与男性、男子气、父亲、理智或权威联在一起,‘头’是指组织的和管理的功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现实中的人都相信,拥有某人的头颅就拥有他的一切。 在海涅1841至1842年创作的长诗《阿塔·特罗尔》(Atta Troll)里,有一段描写在圣约翰节 的前夜恶魔和精灵四出活跃的情景。其中写到那个得了恋爱躁狂症死去的希罗底:在她潮红病态的脸上/漂浮着一种东方的魅力,柔和的嘴唇,好像石榴石,/弯翘的、百合花似的鼻子,/她的四肢苗条而清凉,/宛如绿洲中的棕榈树。说她不但曾渴望过施洗者的头,在这天夜里,她的双手总是捧着/那只盘子,盘里放着/约翰的头,她吻着它;/她热情地吻那颗人头。人们甚至相信她每夜复活过来,都要把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捧在手里(钱春绮译)…… 海涅这里说的是古代传说中的事,像这种拥有男性头颅的情结,也一再被再现在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中。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的第4天第5节故事写富商墨西拿三兄弟认为妹妹莉莎贝塔和他们的雇员洛伦佐相得甚欢,不免有失检点,便借故把洛伦佐带到一个遥远僻静的地方杀死,埋在一个不易找到的地方。一夜,苦盼情人归来的莉莎贝塔梦见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洛伦佐告诉她自己已死,并说到他们掩埋他的地点。莉莎贝塔深信所梦是真,第二天一早就带了贴身女仆赶到梦中所见的地点,用刀子细心割下情人的头颅,放在包袱里,再用土盖好无头尸体。……回到家里,……在自己的房间里关好门,捧着那颗头颅大哭,泪水洗净了头上的尘土,吻了不下一千次。(王永年译) 还有法国作家斯汤达在他的著名小说《红与黑》中写到,玛蒂尔特小姐受马格丽特王后的影响,也想学她的样,在情夫于连·索雷尔被送上断头台后,设法找到了他的尸体,把于连的头放在她面前的一张大理石的小桌上,吻着他的额头……(郝运译) 《阿塔·特罗尔》转述传说中的希罗底和《十日谈》里的莉莎贝塔、《红与黑》里玛蒂尔特小姐及马格丽特王后,这四位女性都表现了一个沉溺于爱中的女性,当她无法获得活着的恋人时,即使获得他的头颅,在她的意识中,作为替代物,仍会感到是获得了自己所爱的人,可以获得一种幻想的满足。王尔德《莎乐美》中莎乐美在吻乔卡南——施洗约翰头颅的情节,同样也可以使她在幻想中获得这样的满足。 不过,上述所有可能的启发都在王尔德那里转变为艺术上的独创。这一点,哪怕是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也有所体现。例如有研究提到,王尔德先是与格雷厄姆·罗伯逊讨论了这个问题,罗伯逊提出,‘每套服装色度,从最清晰的柠檬色到深红色,要清淡柔和。’王尔德还向装饰艺术家查尔斯·里基茨讨教,里基茨设想是,演出时,‘莎乐美’的脚移动在黑色的地板上应该像是两只白鸽。在这背景的衬托下,王尔德希望莎乐美穿像是毒蜥蜴的绿色衣服。

作者:老舍
有不少话剧已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戏曲节目改编为话剧的还不多见。为了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理当这么试验试验。不试验便不易找出困难何在。最近,我试验着把川剧的《荷珠配》改编为话剧。能否上演,演出能否成功,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得到了一点经验之谈,写在这里。一、当我一想作这个试验的时候,就想到:在穿插上,话剧能够更集中,更简炼。我须以此胜过戏曲。这个作到了:川剧的《荷珠配》有十场戏,我给缩减到六场。可是,这里并非没有问题。戏曲中的过场戏颇有作用,它既能极简单地说明情节的变化,而且有时候又能有声有色。比如说: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难,而强盗或敌兵已到,一家人就面朝内立着,强盗或敌兵疾风急浪地上来,又锣鼓喧天地匆匆下去。这一过场交代了情节,且有声有色。话剧无此便利。话剧可以用效果代替过场,但不如过场那样鲜明生动。戏曲能在过场中施展技巧,如疾走的舞步或荡马,甚至摔抢背或吊毛儿,本来没戏,而以技巧博得采声。话剧又无此便利。当然,戏曲中的过场并不都如此,有时候虽看到说明情节的责任,而纤冗无力,只听锣鼓响,不见戏出来。话剧为了集中,能够删减冗弱无力的过场戏,这是一个好处。但不易运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这是一失。一得一失,只能算收支相抵。在改编《荷珠配》时,我只顾到了集中,而没敢冒险利用过场戏。是否应当利用它,和如何利用它,我把这当个问题,放在这里。二、在改编时,我改动了一些情节。我是这么想:川剧的《荷珠配》既然大胆地给老本子加以改动,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改呢?可是,这是改编呢,还是借题再创造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在原剧中,金家与黄家俱因荒乱而逃亡,我不愿以这样的外来的因素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改为:黄员外来求亲,本来是为夺取金家的产业,而在婚后把金三官与贞凤都赶了出来,霸占了财产。这样,既能显出剧情的有机发展,也增加了大鱼吃小鱼的一层阐明。这个变动不小。更大的变动是荷珠配了赵旺——原剧是她嫁给了状元。这是很大的变动!应该不应该这样变动呢?当然,剧本前后的安排都顺理成章,剧情发展水到渠成,非此不可,改动,即使是很大的改动,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不留神,便会以今说古,把古人所没有的、不能有的思想感情,硬塞进去,就不大对头了。再说,一出戏的情节,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若是情节大加改动,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黄员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较小的鱼,自古有之,可以讲得通。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吗?我还说不清楚。也当个问题,放在这里吧!三、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去看戏曲,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看到演员们的真功夫——最好有些绝技。去看话剧呢,我知道演员既不唱,也不甩发,耍雄鸡翎;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这并不是说,我轻视戏曲的思想性或话剧的表演技巧,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别而已。可是,在改编戏曲为话剧的过程中,这点差别给我带来不少困难。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编为话剧。按照上述的习惯,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编的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不要求演员们走四方步、耍纱帽翅儿。可是,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很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有许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那么,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变成话剧,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凭我的一点点本事,实在难以胜任。若不这样办吧,则既无歌舞,又思想平平无奇,可有可无,改它作甚?若努力这样去作吧,又恐怕改来改去,面貌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那怎能叫作改编呢?是呀,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不知如何是好。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帮腔声和歌唱声。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哎呀状元哪!何事惊慌?且住!……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于是,台词儿遵古有余,而清新不足。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很不一致。为矫此弊,想用力舍旧取新吧,又怕台词太新,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是该全旧,还是应当全新?若是新旧两掺为妙,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我不知道。若是随便一写,非驴非马,总非上策!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以丑角来说吧,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戏曲中的丑角,就凭他(或她)的服装、扮相儿,一露面便招笑。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抹豆腐块的人出来,而没有锣鼓,也不歌唱。若从新创造吧,又没把握!抓不到一定的形象,而欲性格鲜明,颇有些困难。最难办的是:在戏曲里,到了时机,演员叫起板来,只要唱得好,戏就往上升,台上一曲高歌,台下点头默赞。话剧可不好办,以大段朗诵诗代替歌唱,偶一为之,未为不可;屡屡如此,恐怕就会失败。改用大段对白,也有危险。如此说来,就非添新东西不可。可是,添什么呢?以川剧《荷珠配》而言,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我就从这里下手,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甚至给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这么作对不对,暂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川剧《荷珠配》是新近修改过的,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假若是一出已经成熟的戏曲,可怎么办呢?比如说,改编京戏的《打渔杀家》为话剧吧。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场子紧凑,唱腔脍炙人口,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这怎么改呢?说到这里,恐怕这种改编工作还应是再创造,而不是顺着竿儿爬;那爬不出名堂来。想想看,剥去萧恩、桂英与教师爷等的服装、扮相儿,而且既不唱,也不舞,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怎能成为戏呢?戏曲与话剧这两种形式之间有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看,由戏曲改编的话剧,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而主要地是要再创造。要不然,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不动手,不知困难所在,也就无从克服困难。在事前,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语言的,人物形象的穿插的……等等。一动手,我招架不住了。这点经验之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少走弯路。

作者:老舍
幕启:两间一通连的屋子,准备作为客厅。屋里的桌椅还没布置好;网篮,雨伞,箱子,痰盂,凉席,盆子罐子,还都乱七八糟的放着,象刚刚搬来的样子。墙角立着带套的三弦,和鼓架子。方大凤穿着短衣,系着围裙,头上罩一块花帕子,独自收拾屋子;一边设计,一边挪动东西。破风筝方老板掩着怀,拖着破鞋,走进来。

作者:米哈伊尔·莱蒙托夫
俄罗斯“民族诗人”天才作家莱蒙托夫,虽然仅在世上生活了二十七个年头,但他以四百四十九首抒情诗和二十七篇长诗攀上了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我要生活!我要悲哀……——莱蒙托夫诗选》收录了莱蒙托夫最为著名的抒情诗六十五首、叙事诗两首。

作者:约翰·多恩
约翰·多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极具诗歌天赋,开创了玄学派,从此掀起了一股新的诗歌浪潮。他本人所作新颖,深刻。他的出人意料的比喻令人吃惊之余深为叹服。他多变的格律,口语化诗体使人耳目一新。总之在诗歌创作中,约翰·多恩形成了一系列属于他自己的诗歌特色。关键词:诗歌特色 奇思妙喻 宗教信仰

作者:莎士比亚
本集收录:《暴风雨》《错误的喜剧》《裘力斯?凯撒》《雅典的泰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奥瑟罗》

作者: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在中国,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是深受影迷喜爱的导演,而在伊朗,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不仅仅是一位电影人,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写作比其他的艺术行为要早得多。《随风而行》这本集子收入阿巴斯以波斯文所写的诗歌221首,他的诗作背靠着悠久深厚的波斯诗歌传统,经常以哲学或冥思为基础,但是在体裁上,却向辉煌千年的美学传统中诗歌的形式特征宣示决裂,做到韵脚和格律的彻底自由,因此被称为是他那一代,或者那个世纪中最激进的伊朗诗人。我们观看阿巴斯的电影不难感受到这位作者导演的诗意,而阅读他的诗作会让我们首先注意到那些电影般的瞬间。阿巴斯电影安静、淳朴的影像曾经使我们重新张开想象和反思的翅膀;这一次,是他的文字,那些简短、迅疾、跳跃但目光细致的诗句把人置于天地间,让我们重新审视身边的事物和景象,领悟日常世界的诗意本质。《随风而行》以诗歌的形式展示了一位艺术家对充满微妙差别的世界的专注凝视和细致观察;将古今最优秀波斯诗人最恒久的抱负,嫁接到当代的焦虑,把我们引向一种崭新的思维、文字和言语活动方式。阿巴斯同时是一位摄影作者,在诗集的卷首和卷末,我们选取了二十多张他的摄影作品,呈现他想以某种方式让那些热情或者痛苦的时刻变成永恒。

作者:奥拉夫·H·豪格
奥拉夫·H·豪格(Olav H. Hauge, 1908-1994),二十世纪挪威著名诗人,生于挪威西部的乌尔维克,他几乎一生都生活在那里,以种植一英亩苹果为生。他深受中国古代诗人的影响和启示,过着园丁的简朴生活。自从1946年出版第一卷诗集《灰烬中的余烬》以来,他出版了十多卷诗作,还出版过一卷儿童诗,其中重要的有《礼物》等。他获得过挪威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国际国内文学奖。此外,他还是一位知名的翻译家,曾经把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译成挪威语。奥拉夫·H·豪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挪威文学的主要成就之一。他的诗扎根于挪威本土的风景,具有典型的北欧特征,朴质、抒情的语言中透露出平静而深刻的哲理,他善于用事物的片断来概括事物的整体,对诗人自己来说,几滴水、一粒盐才是人类与世界最美好的联系,成为对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的抵抗和精神安慰。他的诗已经被译成了数十种文字,在欧美具有较大的影响。

作者:莎士比亚
本集收录:《洛那二绅士》《第十二夜》《理查三世》《理查二世》《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作者:莎士比亚
本集收录:《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罗密欧与朱丽叶》《终成眷属》《麦克白》《辛白林》《李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