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济水库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1935年，燕京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几个学生和他们的教授美国人罗伯特曾来到普济，做过一年多的水文调查和地质勘探，画出了详细的施工图纸，并在两年后给南京的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后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此事遂被搁置起来。

自从谭功达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大会小会开过十多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异想天开。尤其是主管工业和水利的副县长赵焕章，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眼下连年饥荒，县财政入不敷出。刚刚上马的铜管厂、水泥厂都濒临倒闭。河道要疏浚，灾民要救济，军烈属要抚恤，学校要新建，教师要工资。这大坝一修，少不得要淹掉几个村庄，移民安置费从哪里来？他这么一说，县政府大小官员同声相应，把谭功达脸都气歪了。

他私下里还问过姚秘书。不赞成倒也罢了，这小妞还尽拿一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来打趣他：“呦，谭县长，您随农业代表团去了一趟高加索，见识了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电灯电话，回来就逼着我们修大坝发电，您若是去了圣彼得堡，还不得让我们去修克里姆林宫呀。”

谭功达被她的一番话噎得牙咬切齿，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掐住她那娇嫩细长的脖子来解气。不过，转念一想，又隐隐觉得这个小妮子颇不平常。毕竟是从大上海来的有文化的青年，她竟然也知道克林姆林宫在列宁格勒，而且还知道列宁格勒原来叫作圣彼得堡，看起来她似乎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傻。

他又去把那通讯员出身、现任县办公室主任的钱大钧找来问话。钱大钧过去常年跟着他打游击，一直伴随左右，人前叫他谭县长，人后叫他谭大哥，是谭功达惟一可以无话不谈的心腹知己。不料，谭功达说起建筑大坝之事，钱大钧略一沉吟，便用那“掏心窝子的话”好心规劝道：“旧社会做官的人，只图地方太平无事。若遇紧急，能拖就拖，能混则混；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如果硬是蒙混不过去了，火烧到眉毛，也只是拆那东墙补那西墙；移那桃花接那梨木；引那北江之水灭那南山之火。只为得保住头上乌纱，为官一任，白银千两，任期一满自顾升迁。管他冬夏春秋，冷热温凉。现如今，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就眼前这些鸡零狗碎，焦头烂额之事都不惶应付，何苦无风兴浪，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水库大坝我是外行，却也知道那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

一席话说得谭功达站起来又坐下去，坐下去又站起来，欲申斥，又无言。没等大钧把话说完，他就把桌子一拍，一声不吭，径自走了。出了门，这才在走廊里骂道：“呸！我还当你是个智囊，却原来也是一个獐头鼠目之辈。”

最后，他只得向他的老上级，住在鹤壁的老虎求援。老虎原名聂凤至，家在庆港，曾跟着他父亲宝琛，在陆家帮佣多年。谭功达刚参加新四军的时候，老虎已经是挺进中队的一个团长了。1926年，席卷梅城一带的大饥荒中，老虎扛着一袋大米，踏着深深的积雪，星夜来到普济，救了一村人的性命。这件事，老虎多少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你母亲直到去世之前，也没有弄清楚那袋大米究竟是哪儿来的。”

对于在普济修建大坝一事，聂凤至起先也极感踌躇，禁不住谭功达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说：“你要的钱，地委只能替你出一半，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工程技术方面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过老弟，这长江之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凡事可缓不可急。万一弄他个坝塌堤崩，水淹七军，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可不能指望我再来帮你擦这烂屁股。”

吉普车驰进水库大坝，山路也变得陡峭险峻起来。山上的猕猴跳下来挡道，司机小王左躲右闪，颠得姚佩佩一路大呼小叫。可白庭禹照样一路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汽车进入一片茂密的山林，谭功达看着身边直呕酸水、脸色惨白的姚佩佩，又看了看村舍上空那一轮恹恹西沉的红日，眼前突然浮现出家家户户花放千树、灯火通明的美好蓝图来。想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桃源盛景，他的目光飘忽不定，渐渐的游离出一片恍恍惚惚的虚光来。

姚佩佩嗔道：“县长，我的头上被撞出了好几个大包，不信你摸摸。”说着就歪过头来，让县长查验。可谭功达根本没听见她说什么。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就推了推他，低声说：“县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谭功达经她这么一推，就听得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片哭喊之声。

吉普车刚刚在地上停稳，一伙披麻戴孝的农民呼拉一下围了过来。他们不顾民兵的阻拦，向潮水一般把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谭功达他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打开车门，刚一下车，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早已被数不清的扁担和竹杠敲得粉碎。当地的几个乡干部眼见着县长驾到，想控制一下局面，也早已被人群冲散。幸亏几个身背钢枪的武装民兵拉出一道人墙，谭功达才得到片刻的喘息之机。

他早晨在电话中只听说大坝出了事，可没想到聚集了这么多人。谭功达对夏庄一带彪悍的民风早有耳闻，没料到居民如此蛮横。他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这样的场面，倒是第一次遇到，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姚秘书，起先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皮鞋，还满地去找另一只，被人群一冲，连手里的一只也顿时不见了踪影。她使劲地抬起脖子，而谭功达的一支胳膊正抵着她的后脊梁。他的骨头还真硬！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脚也已离开了地，随着人潮飘移沉浮。正在这时，她突然看见脑袋顶上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家伙，不知是什么玩意，可等它到了近处，就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是一口红漆大棺材。姚佩佩躲躲闪闪，最后很自然地依偎在了谭功达的怀里。她的头晕乎乎的。忽然，她听得人群中有人高声叫喊：“让那个狗日的县长出来说话！”心里不由得替谭功达捏了把汗。

她看见白庭禹副县长在司机小王的护卫之下，身先士卒，已成功地爬到了吉普车的顶盖上。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铁皮喇叭，要对百姓们训话，来它一个长坂坡一吼，喝退百万雄兵：“大家不要闹，我是……”

他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枚石头打中了他手里的喇叭。白庭禹干笑了一声，似乎不以为意，清了清喉咙，高声叫道：“大家不要闹，我是白副县长……”

人群中有人高叫：“打的就是你个狗县长！”话音刚落，第二块石头疾飞而来，不偏不倚，正中白庭禹的下颏。白县长只得丢了喇叭来护他的下巴，双腿一软，从吉普车上滑了下来，捂着嘴嗷嗷地怪叫着，吐出一口鲜血来。

这时姚佩佩已经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谭功达的怀里。谭功达感到佩佩一头秀发已经拂到了他的脸。佩佩。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唇齿间水果糖橐橐有声。难道她在吃糖吗？佩佩，都什么时候了，难道你还有心思吃糖吗？谭功达拼命地试图与他的下属保持一点距离，折腾了半天，最后只得放弃挣扎，听之任之了。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自于糖块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她的唇齿，她的发丛，她的身体……不远处一个武装民兵，手抱一杆枪被人群挤得原地在打转。谭功达的心怦怦地跳着，汗水早已将衬衫浸得透湿。眼看局面就要失去控制，谭功达忽然怪笑了一下，低声对那个民兵说：“你他娘的手里拿的是什么？”

“报告首长，是枪。”

“废话！”谭功达骂道，“枪里有子弹没有？”

“有。”

“那你会不会放枪？”

“会。”

“那你他妈的还愣着干什么？打呀！”

“朝朝朝，朝哪儿打……”

“这个我不管。”

那个民兵脸色惨白，他艰难地转过身来，似乎想弄清楚首长的真正意图，可哪里还找得到谭功达的半个影子？那民兵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见他“唰”的一声拉开了枪栓，举起那只半自动，朝天就是一枪。

枪声一响，空气似乎一下子被收紧了，四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民兵一看这一招果然有用，索性将手中的枪横着端了起来。其他的民兵也朝他聚拢过来，枪口向外，子弹上膛。人群开始有了些松动，推推搡搡的，向四周缓缓退却。百姓中有一个胆大的，直着嗓子叫道：“大家不用怕，共产党的枪不杀老百姓……”他这一叫，人群退得更快。不一会儿的功夫，棺材前就腾出了一大块空地。谭功达见时机已到，一猫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他整了整衣领，人们以为他要说话，谁知他竟然皱着眉头绕着那口棺材，踱起步来，差不多走了两个来回，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夏庄乡乡长孙长虹在哪里？”

半晌，一个披麻戴孝的中年汉子躬着身子走到近前，垂手而立。谭功达看也不看他，大手一挥，对身边的几个民兵道：“绑了！”

随后，他又问：“普济乡乡长高麻子在哪里？”

一个五短身材的人快步走到谭功达面前，抬头对谭功达挤眉弄眼：“哎哎哎，伙计，不管我的事，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谭功达没等他把话说完，照例喝道：“绑了。”

姚佩佩仔细一看，这个姓高的乡长脸上果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坑。

“谁家死了人？”

人群中立刻走出来四五个人来，身上披着白洋布和麻袋片，为首的一个长者走到谭功达身边，一个劲地作起揖来。

“老人家，死者是你们家什么人？”谭功达问他。

这时，站在老头身后的一个年轻妇女突然一把推开老头，将脖子一扭，大声道：“那死鬼是我短命的丈夫，怎么着？”

姚佩佩与这个女人一打照面，就知道她是个厉害的角色。谭功达打量了她一眼，语调明显地变得温和起来：“怎么死的？”

“死都死了，你还问这些鸟事干什么？”那妇人说。人群中一阵哄笑。旁边的一个老婆子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上前道：“死者是我的儿子。名叫王德彪。前日里大坝闹事，争执不下，人群推挤，我的儿脚底一个不留神，跌下山崖，摔死了。”

“你们几个人留下说话，其他的都散了吧。”谭功达说。

“大家都散了吧。”白庭禹跟着嚷嚷道。他的腮帮子早已肿起了一个大鼓包。

谭功达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刚才那个鸣枪示警的民兵，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干得好！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