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前一天，到了下午，风向偏东，天空昏黄，忽然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伴着“嗖嗖”的冷风狂飞乱舞起来。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从床上醒来，看见艳阳高照，朝北窗户外的屋檐下已经挂上了一排冰凌，湖底整个都被积雪覆盖住了。

工地上的一面面红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谭功达看见湖底中有七八个人正在挑土，他记得昨天下午公社就宣布放了假，今天怎么还会有人在那儿上工呢？花家舍的方向隐隐有鼓声传来，不过他听不太真切。谭功达懒懒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忽然听得楼下有人叫他。

是小韶。很快，他就在嘁嘁喳喳的鸟鸣声中辨出了她的笑声。谭功达穿好衣服，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驼背八斤嘴里哼哼唧唧地说道：“左边左边，上边，再下来一点，还要往下，对了，使劲……”

到了楼下一看，谭功达不由地笑了：原来小韶在替八斤挠痒。他看见八斤双手扶着墙角，弯着身子，大概是小韶挠着了痒处，舒服得龇牙咧嘴的。

小韶今天穿了一件新棉衣，布底是白色的，却印有绿色和暗红色的花点，脖子上却围了一条大红的围巾，脸色被风吹得红彤彤的。看见谭功达下了楼，八斤就开玩笑地对他道：“小韶这孩子，哪里是为了给我挠痒痒，她分明是对我的驼背感到好奇，忍不住要去摸摸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说完，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小韶一听，忽然就变了脸，假装生气地把手抽出来，在他背上捶了一拳，道：“死八斤！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谁稀罕你背上那瘤子？摸上去就像是个圆圆的秃头脑袋，滑溜溜的，让人心里难受死了，呸！”

一老一少在门前斗着嘴，说笑一通。谭功达已经刷完牙，洗了脸。小韶要带他去参加公社的迎新茶话会，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由于担心迟到，八斤催促他们赶紧走，“饭就不必吃了，团拜会上自然有点心水果，可以充饥。”

谭功达跟着小韶从向阳旅社里出来，踩着“吱吱”直叫的冻雪，朝公社走去。刚刚上了栈桥，小韶忽然装过身来，伸出一只手，在阳光下正反面看了看，对谭功达道：

“这个死八斤，死驼子！你看看我这只手。”

她说，她早上来通知他开会，看见八斤像头牛似的，后背顶在墙上蹭痒痒，小韶就开玩笑地的问他是不是背上痒，要不要替他抓抓，“本来是开句玩笑，谁知那臭八斤一撅屁股，真的要我替他抓痒！这驼子，一年到头也不洗个澡，浑身都是油泥。抓完痒，我的五个手指缝里都填得满满的。回去得找把小刷子，好好刷它一刷。”

栈桥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淤雪，让太阳一晒，又软又松，踩上去脚底有些打滑。小韶看见谭功达双腿打晃，跌跌撞撞，就赶紧回过头来，搀住了他的一支胳膊。这个自然的举动立即遭来了众多猜疑和质询的目光。他看见正在湖底干活的那一伙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笼着袖子，朝他们张望。

“公社不是放假了吗？怎么还有人干活？”谭功达的嗓音有些发颤。他的手碰到了小韶那柔软光滑的棉袄上，布面凉凉的。同时他也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脂粉香。“他们一定是公社的积极分子，对不对？”

“当然不对。”小韶笑道：“他们是黑五类。按照公社的规定，他们在节假日期间必须全体出工，接受社员们的监督改造。”

谭功达点点头。

一阵咚咚的锣鼓声把他的目光吸引到小学的操场上。那儿出现了一堆扭秧歌的人群，锣鼓喧天，彩带飞扬。几个年轻人踩着高跷，行走在积雪覆盖的池塘边。谭功达还真的替他们捏着把汗，担心他们会从高跷上摔下来。

“那是公社的秧歌队。就是与你同船来到花家舍的那伙人，他们正在送喜报。”

“什么人有资格得到喜报？”

“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当然还有烈军属。”

“那些带红袖章的又是什么人？”谭功达指了指风雨长廊里坐着的一群人，问道。

“是移风易俗办公室的。他们正在例行巡查，大概是走得累了，在廊下歇歇脚。”

说话间，他们已经从栈桥上下来。长廊上的积雪早已被人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还洒了炉渣。谭功达隐隐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肉香味，同时他也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笃笃笃”的剁砧板的声音。小韶介绍说，那是公社食堂的厨子正在忙着晚上的年夜饭。按照花家舍的惯例，全体社员晚上要聚在一起包饺子，集体过年，“我刚才专门去了一次食堂，让管理员廖明辉去调整了座位表，把你调到了我们的桌子上。”

“干嘛要去调整座位表？”

小韶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笑道：“在你见到郭从年之前，你暂时归我管。”

小韶的这句话让他心里很受用。多么好的姑娘啊！成天乐呵呵的。似乎还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她的无忧无虑与村子里那些目光呆滞的社员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他们走到打谷场的附近，谭功达不禁再次停下了脚步。他看见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双手握拳，拳心向上抵在腰间，沿着打谷场在跑步。鲜艳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怎么，你们公社竟然还有驻军？”谭功达转过身来问她。

“哪儿呀，为了庆祝今年的大丰收，公社专门从部队请来了这批客人，晚上要进行焰火表演。”小韶再次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你这样东瞅西看，一步一停，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公社。”

他们抵达公社的会议室，迟到了足足十五分钟。茶话会早就开始了。会议桌是椭圆形的，正襟危坐的与会者里外围了三层。小韶拉着他坐在靠门的两个空位上，桌上满满地堆着瓜子、花生、糕点和糖果。小韶知道他没有吃早饭，刚一坐下，就揪下一只香蕉，剥了皮，送到他手中。谭功达接过香蕉，正要吃，忽然看见所有的与会者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手执同样的红铅笔，在会议材料上写写画画。谭功达满脸羞惭地将香蕉放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一支铅笔来，绷着脸，像模像样地在材料上划起线来。

正在发言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头发梳向后脑，上衣的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钢笔，中山装外面还披着一件灰黑色的旧呢子大衣。这人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喜欢重复自己每句话的最后三个字，一看就是个来头不小的干部。他正在做工作报告。每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就予以配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谭功达正要通过他的发言内容来辨别他的身份，小韶将一页会议记录纸悄悄地推给了谭功达。谭功达一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

怎么不吃了？我保证香蕉里并没有下毒。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带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向小韶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通通的国光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哭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亲爱的巡视员同志，通过与您的朝夕相处，我们发现您常咳嗽，烟抽得很凶。尽管抽烟不算是一种坏习惯，可抽多了毕竟对身体不利，能不能请您少抽一点呢？

这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有好几处使用了繁体，似乎是出自一个年长的文书之手。而从信件的末尾的语调来看，又透出一股女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贴。他想像着写信人的容貌（当然不可能是小韶），谭功达的心中涨满了感激的潮水。他忽然悟到，郭从年常年闭门不出看似古怪的行为，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他感觉到，给他写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他朝思暮想，试图在梅城建立的人民公社时，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他来到花家舍的这段日子，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强烈的嫉妒心，也是出于自己在梅城失败的愤恨，他似乎一心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以自我安慰，可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

午夜时，谭功达被“嗵嗵”的礼炮声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没有脱鞋，双脚都被冻僵了。他头痛欲裂，焦渴难忍，伸手抓过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早已空了。礼花炮弹一朵朵冲向阴晦的天空，把花家舍照得如同白昼。在天空绽放的伞形礼花播撒出纷纷下坠的流星，还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借着礼花的光亮，他能看见打谷场上孩子们兴奋而迷惑的脸。

谭功达打开门，看见楼下隐隐约约还亮着灯光。驼背八斤似乎还没有睡。他抓起茶杯，从楼上下来，打算到八斤那儿讨点开水来泡茶。

驼背八斤的门虚掩着。门缝中泄出的一缕灯光折射在楼梯口的一只大花猫上。谭功达轻轻地推开门，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第一次进入驼背八斤的卧室，就碰见主人不在，谭功达的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屋子里凌乱不堪，堆满了杂物，一张木桌摆在屋子中央，四面都有条凳，满地都是烟蒂。桌子上摆满了茶杯，谭功达数了数，一共七个，似乎是来拜年的客人所用的。有几只茶杯还冒着热气，说明客人刚刚离去不久。驼背八斤这会儿也许是去送客了，也有可能到屋外观看礼花表演去了。

那张单人床倒是被收拾得非常整齐，一尘不染，只是枕套有点脏，油腻腻的。谭功达抓过水瓶，正要倒水，无意中看见床上的枕边搁着一本打开的书。他想起八斤一有空闲几乎是手不释卷的样子，不免就有几分好奇，他将茶杯放下，坐在床头，抓过书来，细细翻看。

这本书的出版年代想必十分久远，随手一翻，书页就像散了架似的，露出了里边的根根丝线。封面和开头的几页都已散失，只是从磨得起了皮的书脊上还能看清《天方夜谭》这几个字。这个拉里邋遢的驼背老头，居然对这种书还能读得津津有味，这本身就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了。谭功达笑了笑，摇了摇头。这老头，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在夹着一枚书签（那是用纸扇的扇骨做成的）的第368页，驼背八斤在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旁边划了一道竖杠：

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能打开那扇门，千万不能。

谭功达看见书页的两边和页边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的批注，那些字迹十分潦草，简直就像大夫开出的药方似的，难以辨认。主人不在的时候，随便翻看人家的东西，是不太礼貌的行为，更何况八斤随时都有可能推门进来……想到这儿，谭功达慌乱地合上书，仍按原来的样子在枕边放好，随后就离开了他的卧室，带上门，上楼去了。

花家舍的礼炮已经放完了，空气中还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漆黑一团的花家舍此刻已经是一片死寂。他似乎听小韶说过，出于安全考虑和移风易俗的需要，花家舍严格禁止私人燃放鞭炮。

他在桌边坐了会儿，忽然想起自己刚才上楼时把茶杯忘在八斤的卧室了，就打算下楼去取。他刚刚打开门，就看见驼背八斤正站在门外的黑暗中，向他无声地微笑。

“谭同志，你把茶杯忘在我那儿了。是不是吃年夜饭时多喝了酒？”八斤把他那只有尼龙护套的玻璃杯递给谭功达，“我自作主张地在你的杯子里放了几朵金银花，这东西最能解酒，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