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回到办公室，每个人都在唧唧喳喳。迈克·艾尔斯去餐桌那儿拿酒了，有三四个人和他同去。伯顿大夫手插兜，皱着眉在听法雷尔和普拉特说话。沃尔夫的两手已松开，一根手指蹭着鼻子，看得出心潮起伏。我走到他的桌边时，卡伯特律师正对他说：

“我认为您会拿到酬劳的。我开始明白您为何如此著名了。”

“我可不会为恭维话打折，先生，”沃尔夫叹口气，“在我看来，如果我拿到了酬劳，那可是物有所值。您的朋友蔡平先生可是块硬骨头。”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蔡平是位变态天才。”

“所有天才都变态，包括我自己。不过说起变态，生命何尝不都如此。这种疯狂而无用的物质发酵体，本来是要静静地占据某个空间。但是，哎呀，我们却在这旋涡里，我们能想到的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挖空心思，和它一起转。保罗·蔡平怎么就成了这种变态？我是指那起著名事故。跟我说说。我知道是在大学发生的，是欺负新生。”

“对。太可怕了，”卡伯特坐在桌边，“真是太可怕了，但上帝呀，别人，战争，比如说……哦，好吧，我觉得保罗本来就变态。他是新生，我们至少都上二年级了。您知道‘场子’吗？”

“场子？”

“在哈佛。”

“从未去过。”

“哦。宿舍楼——塞耶楼。就在塞耶中门——‘地狱角’。我们在楼下开啤酒会，还有校外的一些人，所以盖恩斯和科拉德也恰巧在那儿。我们玩得很高兴，大约十点，有人进来说回不了房间了，钥匙落在了屋里，门是撞锁。我们自然都开始鼓掌。”

“真伟大，忘带钥匙？”

“哦，不是。我们是在为机会鼓掌。从走廊窗户，或其它屋子的窗户爬出去，沿墙外窄沿，可以通往任何一间锁着的屋子，能从窗户爬进去。这可需要技巧——为了进最高法院。我现在是不会这么干了，但我上大一时是干过的，许多人都干过。一旦哪位高年级学生忘带钥匙，就会抓个新生为他服务，哈佛的传统。这也没什么，年轻人很敏捷。就这样，当那家伙——安迪·希巴德——宣布被锁在门外后，我们自然想给新生点儿颜色看。我们四处寻摸这个倒霉蛋。有人听到走廊里有声音就向外看，看到有人路过就把他叫了进来。是蔡平。”

“他是新生。”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很有个性，那时他身上就有股劲儿。也许他已经变态了。我不是心理学家。安迪·希巴德跟我说……不过这对您没什么用。反正我们本来不想招惹他，他却碰巧落在我们手里。明白我们的意图后，他还挺冷静。他问安迪住哪一层。我们告诉他四层，要上三层楼梯。他说很抱歉，他干不了。费迪·鲍恩对他说：‘怎么，你又不是瘸子，对不对？’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记住了这句话。蔡平说他很健康。天生严肃的比尔·哈里森问他是否有恐高症。他说没有。我们拥他上了楼梯。一般来说，上楼看热闹的也不过十二个人左右，但由于蔡平对这事的反应，我们上去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没碰他。他自己上去的，因为他知道如果拒绝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哦，那些事。看我们想到些什么了。您了解大学的孩子们。”

“不怎么了解。”

“好吧。他接着走，我永远忘不了他倒着爬出走廊窗户时的那张脸，纸一样白，还有些异样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很担心。安迪·希巴德也很担心，他跳上前让蔡平回来，他要自己去。旁边的人抓住安迪说别犯傻了。所有能挤到前面往外看的人都这么说。月色很好。还有些人跑到别的屋里，往窗外看。蔡平上了外沿，直起腰，走了几步，他的手使劲往前伸，想要抓住下一扇窗。我没看见，我没在看，他们说他突然开始哆嗦，然后就掉了下去。”

卡伯特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拿火柴的手颤颤巍巍。他吸了两口，说道：“就这些，就是这事。”

沃尔夫咕哝道：“您说有三十五个人。”

“是的。是有这么多，”卡伯特又吸了口烟，“我们当然凑了些钱，尽量妥善处理。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周，做了三次手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拿到了我们的名单，或许是从安迪那儿。安迪对这事儿很过意不去。不管怎样，他写了首诗以示感谢，出院那天，给我们每人一份。诗写得很有技巧。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明白人看懂了这是怎样一份感谢，就是皮特尼·斯科特。”

“皮特尼·斯科特是出租车司机。”

卡伯特扬起眉：“您可以写我们的班史了，沃尔夫先生。皮特是一九三〇年开始喝酒的，大萧条时期的受害者。不像迈·艾尔斯，为了烦别人，他是为了毁掉自已。我看到您打算收他五美元。我来付。”

“真的？这么说你们打算接受我的提议？”

“我当然接受。我们都接受。您是知道的。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这点确凿无疑。我真是不明白，如果保罗有此企图，他何必要等这么久？也许是最近的成功使他具备了这样做的信心，也许是赚的钱使他得以将计划付诸实施。不知道。我们当然接受您的提议。您知道吗？一个月前，阿德勒、普拉特和鲍恩曾认真讨论过是否雇些歹徒把他干掉。他们请我一起商量，我不干——谁都有些原则碰不得，我想那就是我的原则——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还能怎么办？警察无能为力，可以理解，不怨他们；对许多类人，他们都能对付，但对保罗·蔡平却无计可施——我承认他很有本事。一个月前，有三个人雇了侦探，还不如把童子军找来。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找打出那份警告的打字机，一无所获；即便找到了，也不能认定是保罗·蔡平打的。”

“是呀，”沃尔夫按铃叫弗里茨进来，“你们雇的侦探找过我，让我随意使用他们搜集到的情报——但要经你们同意。”弗里茨来了，沃尔夫点头示意要杯啤酒，“卡伯特先生，蔡平先生说你们杀死了他的男人气。什么意思？”

“嗯……舞文弄墨嘛，对吧？”

“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仅仅是句诗，还是他有意要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卡伯特垂下眼睛。我在一旁看着，心想他还真窘，看来，他的爱情生活也有解不开的结，嗯，帅哥？他接着说：“我说不清，估计我们当中没人能说清。您得问他的医生。”

又有人插话。朱利叶斯·阿德勒和亚历克斯·德拉蒙德几分钟前已经走过来，在一旁听着。阿德勒过来，我想是因为他是律师，律师都不信任律师，德拉蒙德过来是因为他是男高音。我还没见过哪个男高音不好奇。这时，德拉蒙德咯咯笑着，大声说：

“或者他妻子。”

沃尔夫嚷道：“谁的妻子？”

“嘿，保罗的。”

据我回忆，如果说这七年，我只见过沃尔夫吃惊三次，这就是第四次。他居然在安乐椅里动了动。他看着卡伯特，而不是德拉蒙德，问道：“什么鬼话？”

卡伯特点点头。“没错，蔡平有妻子。”

沃尔夫倒了杯啤酒，一口喝掉半杯，停了一秒，又一口喝掉剩下的半杯。他左右看了看找手绢，手绢掉在地上了。我从我的抽屉里拿了一块给他，他擦了擦嘴。

他说：“给我讲讲她。”

“嗯……”卡伯特不知该如何措辞了，“可以说保罗·蔡平处处变态，他妻子就是其中一处。她名叫朵拉·里特。他们三年前结婚，住在佩里大街的一所公寓里。”

“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是谁？”

卡伯特又不说话了，这次他不像是在琢磨如何措辞，倒像是在盘算如何脱身。终于，他说：“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这对您有什么用，但我估计您以后也得问这事。不过我不愿——您最好让伯顿亲口告诉您。”他转身叫道：“罗雷！到这儿来一下。”

伯顿正和桌边那群人在一起，边聊边喝着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回头看了看，对建筑师法雷尔说了几句，走到沃尔夫的桌边。卡伯特对他说：

“沃尔夫先生刚才问我保罗的妻子是谁。也许我没必要这么谨慎，但我还是想让你跟他说。”

伯顿看着沃尔夫，皱着眉，又看了看卡伯特，有些愠怒地说；“你为什么不说？别人为什么不说？大家都知道。”

卡伯特笑了：“我说了也许我过于谨慎。”

“我想你的确过于谨慎了，”伯顿转向沃尔夫，“朵拉·里特曾是我雇的女佣。她大约五十岁，相貌极其平平，能干但令人不舒服，像湿皮靴似的顽固。保罗·蔡平一九三一年和她结婚。”

“他为什么和她结婚？”

“我又不是他，怎么知道？蔡平心理变态。”

“希巴德先生也这么说。她是哪种女佣？”

“哪种？”

“比如，她是在您办公室里干吗？”

伯顿皱着眉头。“不，她是我妻子的女佣。”

“您认识她有多久？蔡平认识她有多久？——等等，”沃尔夫摇了摇食指，“请您多担待，伯顿先生。我刚受了刺激，所以语无伦次。保罗·蔡平的小说我都读过，所以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相当了解他，他的性格、脾气、思维方式、行为处事的方式。我以为他怎么也不会接受传统婚姻的，不论是出于情感原因，还是实际原因。得知他有妻子，我实在是太惊讶了，简直是绝望。我得刨根问底，把她摸清楚。”

“哦，是这样，”伯顿冷冷而坚定地上下打量着他，“我还是自己说吧。不过是些家长里短，”他扫了一眼众人，“我知道，当然那些话不会传到我耳朵里。我不愿说，仅仅因为……不是什么好事。”

“好的。”

“的确，不是什么好事。我想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中——我们这群人——只有我上大学前就认识了保罗·蔡平。我们是同乡，一个镇的，可以说，我和他一起长大。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儿。我认识她——只是我认识的女孩儿中的一个，没别的。他迷上了她，在他的不懈追求下，他上大学前，终于和她有了进展。然后就出事了，他瘸了，全完了。在我看来，他们俩分手是迟早的事，不管有没有那起事故。我放假没回家，利用暑假找些活儿干。从医学院毕业后，我才回去看了看。我发现那女孩儿已经出落得……就是……我和她结婚了。”

他回头看了看卡伯特律师递来的烟盒，摇摇头，又转向沃尔夫，接着说：“我们到了纽约。在事业上，我挺走运。我对病人态度好，又擅长洞察人心，特别是女人。我挣了很多钱。我想是在一九二三年吧，我妻子雇了朵拉·里特——没错，她和我们在一起有八年了。她的才干犹如黑鬼耳垂上的珠宝——”

“黑人。”

“嗯，就是黑鬼。有一天，保罗来找我，说要和我妻子的女佣结婚。所以我说不是什么好事。他把这事儿闹得很不愉快。”

沃尔夫略一点头。“我能想象，他会说这决定改编自古老的陪读习俗。”

伯顿大夫吓了一跳，猛地一抬头，盯着他。“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真这么说了？”

“他说了，他用了‘改编’一词。”

“我猜他会想到这个词。”沃尔夫挠挠耳朵，我知道他颇为得意，“我读过他的小说，对他的思维模式和所偏爱的典故不陌生。好吧，他们结婚了。当然，她身上只闪耀着一颗珠宝，其它都是渣子，不堪一提。我应该不算挑剔吧？他们在一起幸福吗？您又见过她吗？”

“不常见，”伯顿犹豫片刻，接着说，“我很少见到她。她每周来一两次给我妻子做头发，有时还做些针线活儿。我通常不在家。”

沃尔夫咕哝道：“有点才，就会干上瘾。”

伯顿点点头：“我也这么想。我妻子也离不了她。朵拉是个一流女巫。”

“好，”沃尔夫喝了口酒，“谢谢，大夫。人常说，再差劲的人也有人爱。蔡平先生的感情生活不再让我闹心了，和我的假设相符。哦，或许这还澄清了另一件事。对不起——阿奇，你能把法雷尔先生请到这儿来吗？”

我找到法雷尔，带他过来。他情绪挺高，威士忌给他注入了活力。他友善地看了沃尔夫一眼。

“法雷尔先生，今晚早些时候，您对伯顿大夫说奇怪他居然不是第一个。我想您是说他不是蔡平先生的第一个受害者吧。那句话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法雷尔看上去很不安。“我说过吗？”

“说过。”

“我忘了。我想我当时是开玩笑吧，不知道。”

沃尔夫耐心地说：“伯顿大夫刚刚给我讲了蔡平先生的婚姻状况以及他妻子婚前的职业。我想也许——”

“哦，他已经说了，”法雷尔扫了伯顿一眼，“那您还问我？”

“肝火别那么旺，法雷尔先生，还是让我在平和的气氛中救您一命吧。您那句话是这意思吗？”

“当然。但这和罗雷·伯顿的私生活扯得上吗？和我的私生活，和别人的私生活扯得上吗？我想我们付您钱，是要让您阻止——”

他突然停下，看看众人，脸红了。他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口吻结束了对沃尔夫的讲话：“请原谅，我一时忘了。”

“忘了什么？”

“没什么。就是不关我的事。一共五万多美元，您只要我付十美元。您的消息来源更新很及时。您知道这四年建筑师的处境吗？包括好的建筑师。我在一九二八年设计了巴尔的摩的新市政厅，现在却不能——您不想建些什么吗，沃尔夫先生？电话亭、狗窝，什么都行，我很乐意为您设计——哦，去他的。我在这儿只是挂个名，吃白食。来吧，罗雷，喝干你的酒。你该回家睡觉了，你比我还憔悴。”他挽住伯顿的胳膊。

刚走几步，听到沃尔夫说话，又停下了。“法雷尔先生，您的十美元和科拉德先生的九千美元，对我来说，同样重要。如果您有什么话——”

“见鬼，没有，我什么话都没有。我也不想贡献我那十美元——我要用它买威士忌。”

乔治·普拉特对卡伯特说：“来，尼克，来点点心。”他们俩跟着法雷尔和伯顿一起走开了。只有亚历克斯·德拉蒙德还和沃尔夫待在墙角的桌边，他刚要和大家一起走，突然又转回来，闪闪发光的小眼睛看着沃尔夫。他凑上前，压低声音说：

“呃，沃尔夫先生，您的消息来源很不错呀。”

沃尔夫看也没看他就说：“最棒的。”

“我想也是。格斯·法雷尔这两个月来还真没赚什么钱，不过我知道您已经发现了。呃，我是想，您能不能给我说说名单上的另一位。好奇而已。”

“我没必要满足您的好奇心。”

“是没必要。我只是在想，您为什么要盖恩斯付八千美元，伯顿七千美元，等等。鲍恩只要一千二？他可是在华尔街干——我是说来头不小啊。不是吗？加尔布雷斯-鲍恩公司……”德拉蒙德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坦白说，不仅仅是好奇……我在他那儿有些投资……”

沃尔夫看了看他，目光转向一边。我当时以为他根本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我错了，他闭着眼说：“用不着贬低您的投资，这不会影响我对您的要价，金额已算好，记录在案。至于您的问题，我的消息来源也许是最棒的，但并非不会出错。如果鲍恩先生抗议我小瞧了他，我会重新考虑。”

“当然，”德拉蒙德附和道，“但要是您能私下告诉我——”

“请原谅。”沃尔夫睁开眼，抬起下巴，稍稍提高声调说，“先生们，先生们？能跟你们说句话吗？”

有三四位离开书架边的角落，还有几位喝高了的离开了早餐桌，大家陆续走到他的桌边。有两三个人仍坐在椅子里。德拉蒙德脸皮太厚，经过沃尔夫的打磨，也没磨出半点红色，快步走到最远处。迈克·艾尔斯砰的一声倒在椅子上，叉着双腿，不管不顾地打了个大哈欠，突然又紧闭双唇，像是吓了一跳，气愤而警惕。我有个念头，想过去把他打发走，但又一想，他是不会走的。不过，沃尔夫开始彬彬有礼地下逐客令了：

“时间太晚了，我不想再耽搁你们。我想我们已达成一致——”

阿瑟·科默斯打断了他。“我马上就得走，赶去费城的子夜车。您想让我在那东西上签字吗？”

“谢谢，先生。现在不必。我要删掉一句话。我会请卡伯特先生明天上午去他的办公室帮我做些副本，好发给大家。”他看了律师一眼，卡伯特点点头，“谢谢。还有件事与此相关，法雷尔先生，我想给您个建议。您破产了，但您有张聪明人的脸。破产并不丢人，只是一场灾难。我需要您帮忙。比如，把备忘录的副本带给或寄给今天没到场的那些人，使他们合作。我付您每天二十美元。还会有些别的杂事。”

建筑师盯着他。“您可真够意思，沃尔夫先生。上帝呀，难道不是吗？但我不是侦探。”

“我不会要求太多，也不指望您英勇无畏。”

“好的，”法雷尔笑了，“二十美元挺不错。”

“好。明天十一点到这儿来。伯顿大夫，您与保罗·蔡平打小就认识，所以对我来说，您地位特殊。明晚能共进晚餐吗？”

伯顿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对不起，没时间。”

“晚饭后，您能来找我吗？请原谅我没问是否可以去拜访您。我实在不愿离开家。”

但伯顿又摇了摇头。“对不起，沃尔夫先生，我来不了。”他犹豫片刻，接着说，“坦白说，我不愿来。我心软，虽然不像安迪·希巴德和利奥·埃尔克斯那么心软。今晚，对您问的那个问题，我回答说是，尽管您的措辞露骨至极。当然您是有意为之。我说了是，我会付我那份钱，但到此为止。我不会参与商讨如何揭露保罗·蔡平的罪行，给他定罪、处死。哦，别误会，我并非要装什么君子，我很清楚仅仅是性格偏见使然。要说护着保罗，使他免遭报应，我连一根手指头都不会动。事实上。就他和我之间的个人恩怨而言，我也可以像他一样，诉诸暴力以击败他。”

“您可以吗？”沃尔夫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您是说您已经准备好了？”

“没什么特殊准备，”伯顿看上去有些恼怒，“反正也没关系。涉及保罗·蔡平，我总是说得太多。我多么希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在这点上，当然我们都一样。我只是想……好吧，在我书房的抽屉里，有一把自动手枪，放在那儿许多年了。上周某天晚上，保罗来找我。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欢迎他来我家，尽管他很少来。这一次，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我跟管家说让他在会客厅等。去会客厅之前，我先从抽屉里拿出枪，放在衣兜里。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有必要，我完全可能自己用暴力解决。”

沃尔夫叹了口气。“对您的软心肠，我很遗憾，伯顿大夫。但您能否告诉我们蔡平先生是在哪天晚上找您的，他要做什么？”

“这对您没用，”伯顿直截了当地说，“是私事——不过是些神经质的胡说八道。”

“有人也这样评价拿破仑的帝国梦。好吧，先生，不管怎样，系好您那残存的人性破布条，在这方面，一丝不挂的人已经够多了。我得想法干我的事，还不能把您剥个精光。我想问一句，先生们，你们中谁和希巴德先生的关系最好？”

他们彼此看了看。乔治·普拉特说：“我们和安迪的交情都一般。”朱利叶斯·阿德勒插嘴说：“要我说，我们当中罗兰·厄斯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敢说其次就是我。”

“演员厄斯金？”沃尔夫看了看时钟，“我以为他会在散场后来找我们，现在还没来。想必他在工作。”

德拉蒙德说：“他参加了《铁蹄》的演出，他是主角。”

“那他可无法正点吃饭了，”沃尔夫看了看朱利叶斯·阿德勒，“您明天下午两点能到这儿来吗？带厄斯金先生一起来？”

“也许吧，”律师看来有点烦，“我想能办到。您就不能到我办公室来吗？”

“对不起，先生。相信我，真的很抱歉，但我知道我自己的习惯，看来实在是不可能。如果您能带厄斯金先生来——”

“好吧。我看着办吧。”

“谢谢。您得赶快走了，科默斯先生，要误车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待在家里，这是最好的理由。先生们，生意上的事就这些。刚才对科默斯先生说那些话时，我突然想到，不论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还是之后，没有哪篇神学论文、政治或科学条款像铁路运输时刻表那样刻板教条、偏颇武断、令人不悦。如果你们中有人愿意多留半小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整晚都一言不发的杂志编辑拜伦，这时突然来了精神。他站起身，脑袋挤过两个肩膀，好看到沃尔夫。“要知道，这个观点可以扩充为一篇一流的小文章。六七百字。‘轮子的独裁’，可以起这个名，旁边配上彩色高速行驶的火车、飞机和洋轮图片。当然，洋轮没轮子，但您可以写点这类的东西——如果我能说服您，沃尔夫先生——”

“恐怕您只能令我发蒙，拜伦先生。”

卡伯特律师笑了。“我还没见过比您更难蒙的人，哪怕是艾迪·拜伦。晚安，沃尔夫先生。”他拿起备忘录，折好，放进兜里，“明天上午寄给您。”

他们准备走了。普拉特和法雷尔把迈克·艾尔斯拽起来，拍了拍他的脸。拜伦又想要劝沃尔夫，被阿德勒拽走了。科默斯已经走了。其它人都陆续走到门廊，我走出去站在一旁，等他们戴上帽子，穿好外套。鲍恩和伯顿一起来，现在又一起走了。我拉着门，好让普拉特和法雷尔把迈克·艾尔斯拽出去，他们是最后一批。

关上门，插好，我去厨房拿罐牛奶。弗里茨坐在那儿看法文报纸，尽管他喜欢饭后换拖鞋，但现在还穿着管家鞋，为了记住刚才那场混战在他的脚趾、脚背上留下的印迹。他说：“我可以帮你拿牛奶，阿奇，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说：“我只要能喝牛奶，就能来拿牛奶。”每次我来拿牛奶，我们都会说这几句套话。

办公室里，沃尔夫闭目而坐。我把牛奶放到我的桌上，倒了一杯，小口喝着。房间里充斥着烟味和各种酒气，椅子杂乱无章，地毯上落满雪茄和香烟灰，看得人心烦，我起身打开一扇窗。沃尔夫说：“关上。”我再次起身关上窗，又倒了杯奶。

我说：“这个怪人蔡平简直是个疯子，早就过半夜了，我真是困死了。”

沃尔夫闭着眼，根本不答理我。我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只要让保罗·蔡平出个小小的意外，就可以挣到那笔钱，还省了许多麻烦？萧条时期，出一起那样的事故，也就是少了五十美元。该省就省。”

沃尔夫咕哝道：“谢谢，阿奇。等我黔驴技穷时，我就知道该去找谁了。做记录。”

我拉开抽屉，拿出笔和本。

“九点钟给卡伯特先生的办公室打电话，确保十一点以前收到备忘录，好让法雷尔先生送出去。问问巴斯科姆事务所的报告在哪儿，拿到手。我们的人八点到？”

“是的，先生。”

“派个人去取报告。三人跟踪保罗·蔡平，先办这件事。他的一切活动，我们都要详细记录，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打电话。”

“德金、吉姆斯和戈尔？”

“你来定。但要让绍尔·潘策尔去打听安德鲁·希巴德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让他十一点半给我打电话。”

“好的，先生。”

“让卡瑟去调查蔡平的过去，特别是最近两年，不要问我们的客户。越全面越好，或许他能和朵拉·里特谈得来。”

“或许我可以自己干。她没准是个靓女。”

“我想那是有魅力的俗称。如果她有魅力，暂时遏制一下你的欲望。你专门负责调查哈里森和德雷尔的死因。行动前先读巴斯科姆的报告。凡是报告最初所作的推测，过了这么多天仍无法排除的，就去调查。必要时再支使别人，别浪费。法雷尔没见到这些客户前，不要去找他们。就这些。很晚了。”

沃尔夫睁开眼，眨了眨，又闭上，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尖在扶手上画着圆圈。我笑了：

“或许我们已经把明后两天的事都安排妥了，或许你现在和我一样，为同一件事困惑。为什么蔡平先生要在后兜里装一把内战时期的手枪，还把击锤拿掉，这和玩具枪有什么区别？”

“我没感到困惑，阿奇，”但他的手指没停，“我在想睡觉前再来瓶啤酒是不是很爽。”

“你晚饭后喝六瓶了。”

“七瓶，在楼上还喝了一瓶。”

“那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喝了。说起蔡平的武器，你还记得那个吸毒的女人吗？她把一盒面粉丸装在袜子里，一般都藏那儿，当那盒面粉丸被搜出来后，他们还以为都搜光了，可她把真正的毒品藏在了裙边里。当然，我不是说蔡平肯定还有一把枪，我只是说，从心理学角度……”

“天哪，”沃尔夫把椅子一撤，不是很用力，但很坚定，“阿奇，你要明白，作为一个实干者，你还可以让我忍受，甚至挺有才。但你要充当心理学家，我可一分钟都没法和你待。我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