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

这几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心里就像压了好几块石头一般，不好的事一桩接着一桩。前几天，刚刚送走了周昕若校长，人就像是被抽了筋一样，好多天缓不过劲来。刚刚回到医院，又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王文胜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两个小时后辞世了。

周昕若毕竟病了那么长时间，心理上早已经有了准备，所以只是觉得悲伤和遗憾，打击感还不十分强烈。王文胜前一天还踌躇满志，要扩大医院的手术室，加强检验科，组建一个直肠专科。可是到了下午，县委组织部找他谈话，希望他只当书记，而让出院长职务。即将接替他的新院长是赤脚医生出身，因为救过一个被毒蛇咬伤的下放干部，入党提干然后又当了卫生局的科长。为这事，王文胜和组织部的干部大吵了一架，晚上，突发脑溢血。差不多是一眨眼，他就去了。

以前虽然也曾接触过一些死亡病例，可那时，我从来没有觉得死亡其实离我很近。那段陪伴周昕若的日子，我一直在想，他虽然就这么去了，留下了许多遗憾走了，可是，他毕竟和余珊瑶有过那样一段感情，有那样美好的记忆以及最后甜蜜的日子。他处于弥留之际时，生命已经非常微弱，只有一件事令他念念不忘，那就是牵着妻子的手。他们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交流，都在生命那最后一握之中。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得不走的时候，我会带走什么？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惶恐。这就是我的一生吗？我的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带来了什么？我又能带走什么？我真的是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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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不能反对，我甚至不能说出我心中是多么惶恐。我只能看着女儿远行，然后默默地强颜作笑地站在那里，在心底里祝福她。

也许，这注定就是我的后半生？注定我这一生中，心灵永远都没有一个安息之所？

对不起，哥，我不应该把这些不快的事告诉你。可是，除了你，真的再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了。我想，我真是老了，孤独在这暮色苍茫中，鬼魅一般跟着我，让我无法挣脱。算了，哥，还是不说这些了吧。

最近的几封信里，你都提到你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告诉我，好吗？别让我多一份牵挂。我的心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多东西。

好了，写了四大张纸了，夜已经很深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就此搁笔了。

你的子衿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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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长山将信笺插进信封，从床下拖出一口崭新的皮箱，又从一本书中拿出钥匙，打开箱子的锁。箱子里面密密麻麻塞满了信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初期那种牛皮纸竖排的信封，纸已经显得泛白泛黑了。白长山并没有立即将最新这封信插进去，而是将另外那些信全都翻了出来，当着财宝一般，一封一封在手中翻动。

过了好一段时间，他似乎突然惊醒，迅速将这些信放进箱子里，匆匆关上箱子，锁好，塞进床底。他从床底拉出另一只箱子，这是一只纸箱。纸箱里有几套衣服，又脏又破，和那些乞丐的衣服，丝毫没有区别。他拿出一套春装，匆匆穿在身上，整个人立即变了，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个流落街头的乞丐。

白长山推着自行车出门，骑过两条街道，来到百货公司门前，将自行车推进停车棚，锁了，转身走到百货公司的侧门，也不管那里人进人出，双手往胸前一抱，靠着墙边席地而坐。人们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全都昂首挺胸，不屑一顾。更多的人甚至皱着鼻头，绕他而过。

薄暮变成了浓暮，白长山的身影完全被黑色笼罩了，再没有人能看清他。他扶着墙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得麻木的双腿，向自行车棚走去。回到那套小房子，他走进去，不一刻出来时，又换上了白天上班时的衣服，锁好门，骑上自行车离开。回到家时，月色已经高挂。孩子们都到餐馆帮忙去了，只有王玉菊在家。她做好了晚饭并且吃过了，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女儿赚了钱，给母亲买了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这东西令她着迷了，只要在家，时刻离不开。白长山进门的时候，她仅仅转过头看了一眼，又将目光转向了电视机。白长山也不理她，径直走进厨房，锅里有饭菜，还是热的。他打开碗柜，拿出一只碗，往碗里盛了饭，装了菜，端着走进客厅，顺手拿过一张凳子，坐在电视机的侧面，一边吃一边看。电视里在播一部香港武打片，打得十分精彩激烈。可白长山毕竟没有办法深入进去，那东西离他太远了。不知是不是年轻时见到的血腥太多，现在他最希望的是和平安宁，是一种由淡而浓，日久弥香的情调。

九点刚过，孩子们回来了。住在家里的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三老四是男孩子，住在一间房里，上下铺。以前，老大老二同住一间房，也是上下铺，另一间房里摆了两张床，三个男孩挤在里面。后来老大结婚，丈夫有房子，为了让小弟有安静的环境读书，她将老五接了过去。老大一走，王玉菊就搬过去和二女儿同住了，倒是让白长山一个人落得清静。

孩子们回来，家里的寂静被打破了。王玉菊问他们今天的生意怎么样，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面前的打打杀杀。老二说，还可以吧，肯定比你上班强。老三说，真没想到，那些人哪来那么多钱？王玉菊说，你们别得意太早了，这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找个正当职业，以后有个依靠。老四说，依靠啥？还不是依靠钱？有了钱，咱怕啥？王玉菊说，那能顶啥事？你不听听人家说啥呢，说个体户是孤儿，没爹没妈的孩子。听着就腻歪。老二说，个体户咋的啦？咱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努力赚钱。

白长山知道自己在这个家没地位，一句话没说，进厕所洗澡，然后进入房间睡觉。

第二天的日子，是前一天的重复。早晨起来之后上班，中午回家热点剩饭吃。睡个午觉，到了时间再去上班。年纪是一大把了，职位再没有升的可能，他也没了兴趣。工作只求得过且过而已。还没到下班时间，他就离开车队，骑着自行车赶到那套破房子里，换上破烂的衣服，再去百货公司。

白长山所干的事，只缘于一个理由：王玉菊是一个性欲旺盛的人，从来都没有过完全满足的时候。即使是两人刚刚吵过架，哪怕半声不吭，该做她照样要做。自从搬去和女儿同住，这样的事再也没有过了。因此他想，她可能在外面有了人吧，否则，她的晚上怎么熬？他迫切希望自己的预感是对的，即使目前没有，以后能有也行。只要抓住把柄，再提离婚的事，她大概也没有理由反对了吧。

周末的下午，白长山去单位晃了晃，见没什么事，转身踱出门，早早地来到百货公司后门，在常坐的地方安顿了自己。这天他可真是有了运气，刚刚坐下没多久，见王玉菊出了门。到了门外，她没有立即迈步离开，而是站在那里，向两边看了看，又向后看了看。白长山担心她看到自己，连忙低头。她的目光确实从他身上扫过，却连一秒都没有停留。她站在那里，捋了捋齐耳的短发，迈开腿向白长山这边走来。白长山心中暗吃了一惊，将头缩进脖子里，动都不敢动一下。脚步声从他面前经过，走到了外面的广场上，别说是对他产生怀疑，甚至连稍稍的迟滞都没有。

白长山抬起头，看着王玉菊站在广场上的背影，心中有一种预感。她在广场上站了片刻，然后转身，返回自行车棚，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他心中一喜，暗自想，今天该是了，如果被我抓住，看你还有啥话说。他快赶几步，迅速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前，掏了钥匙打开，推着向外跑，身子一跃，便跳了上去。

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白长山还是第一次知道，王玉菊骑自行车竟然是如此之快。他骑出一身汗，才好不容易跟上了她。好在他对她十分熟悉，远远盯着背影就能认出她。两人一前一后转了几个街区，到了顺昌街。王玉菊就在白长山前面大约十米，王玉菊的车龙头向右一拐，在十字路口拐进了宏广街。白长山于是加大了力量，猛踩几步，想在最短时间内追上去。可就在右拐的时候，迎面有一辆马车逆向行驶。白长山暗吃一惊，慌忙捏刹车扭龙头，虽然没有和马车撞上，可由于失去重心，他连人带车摔倒了。从地上爬起，看一眼马车，已经走出好远。白长山顾不得许多，跨上车便向前追，然而，前面已经失去了目标。

这次跟踪虽然失败了，白长山心里却兴奋着。他也不想再找了，骑着自行车离开，换了衣服，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女儿的小餐馆。餐馆在中山路和胜利街相交处，地理位置很不错，客流量大，生意红火，只是门面小了点。几个月前，他们想把旁边的一间门面租下来，约了好几次，人家看不起个体户，根本不肯谈。他们不得不将餐桌摆到外面，占了一点大街的便宜。隔壁那间已经没法经营下去的国营小餐厅，竟然在人行道上建了一堵墙，以此影响别人的生意，也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个体户的蔑视。

白长山来到餐厅时，还不是进餐高峰，里面只有两桌人在喝酒。他走进餐厅里转转，老三老四和两个女服务员在那里打牌，老二拿着一些青菜，坐在餐馆旁边摘。看到他过来，竟然像见到陌生人一般，没有一个人叫他一声。他走进餐厅，在角落里坐下来。慕衿向一名打牌的女服务员招了招手，女服务员走到她的面前，她对那女孩说了几句话。女孩点了点头，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又出来，手里端着两只盘子，另一只手提着两瓶啤酒，走到白长山面前，将酒瓶往他面前的桌上一放，又放下两只盘子。一只装着花生米，另一只装着卤牛肉。女孩说，白叔叔，您稍等，我去给您拿杯子和筷子。

儿女们怎样看他，他是不管了。他甚至等不及那个女孩拿来杯子和筷子，用牙咬开瓶盖，喝了一口，又用手抓了几粒花生米，扔进口里，有滋有味地嚼着。日子就这么实在而又空洞。但今天，即使是泥土，嚼在口里，滋味也一定不同。现在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方法找对了，方向也已经大致摸清了。下一步，他根本不需要再去百货公司的后门等，只需要等在宏广街和顺昌街的交叉处，就一定会有收获。到了捉奸在床的时候，他不会说任何话，只需要将一份早已经写好的离婚申请书递给她，相信她不会再有任何反对意见了。

没有料到，他在宏广街守过了夏天，又守过了秋天，再也没有见王玉菊的身影在那里出现。冬天到来的时候，白长山不得不从头再来，又开始跑到百货公司后门去守株待兔。这一守，就守过了整个冬天。

在这几个月里，他虽然一直给方子衿写信，却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计划。相反，他将计划告诉了方梦白。梦白如愿以偿地去了深圳，在市委宣传部当干部，主要负责和几家报社杂志社的联络。方梦白说，到了深圳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这步棋走对了。深圳和内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最大的不同，在于意识。这种情形，就像是一道关得太久的门突然打开了，许多新的东西流进来，你才突然发现，原来，同一件事，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还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如果不走到这里来，她甚至不知道，人一旦有了自己的脑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前只会用别人的脑子去思考，用别人给自己选定的方式去生活，而实际上，人是应该为自己而活的。

有一段话，深深地刺痛了白长山。她说：我仔细想过你和我妈的这段情。我知道你们爱得很真，很苦。可那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我和别人看法一样，觉得你们的感情是不道德的，是应该受到批判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知道，爱情是不能被外力阻止和抹杀的。张洁的那篇小说写得好，《爱是不能忘记的》。你和我妈，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那个只允许有一个脑袋，只允许有一个声音的时代，不知造成了多少人生悲剧。时代变了，所有被桎梏扭曲的思想，都要得到反正。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努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和我妈都不年轻了，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白长山告诉她，他确实在为此而努力。他知道，无论是他还是她妈，都没有几年时间了，再过几年，她满五十五而他满六十，他们都会从工作岗位上走下来，成为离退休人员。那时，如果他们还闹着离婚结婚的事，人们会笑掉大牙。所以，他现在必须努力，争取在退休前，将自己的婚姻解决掉。

那天，在宏广街跟丢了王玉菊之后，白长山曾给方梦白写信，说用不了多久，自己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他让方梦白等着自己的好消息。对此，方梦白并没有给予态度。她似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成功似的，或者，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她对这样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却又因为理解白长山，而不忍打击他？他的行动失败后，方梦白倒是开始谈到此事了。她说，她学会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种思维方法，换位思考。某些时候，人们发现自己前面的路没有了，实际上不是路没有了，而是思想走进了死胡同。如果能够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也许就柳暗花明了。她以白长山的失败为例说明换位思考。一般人因为在宏广街跟丢了，因此，认为这条路应该从宏广街接下去。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会不会是地点错了？会不会是时间错了？会不会是方向错了？

方梦白的信也许没有针对性，可白长山看过之后，却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他暗自感叹，自己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思考的方法都没有学会，说来真是惭愧。仔细回忆一下自己这段时间以来所做的一切，果然钻了牛角尖。

冬去春来，万花盛开，万物皆绿。白长山调整了心情，改变了策略，再次投入战斗。

早晨，他去车队转了一圈，对前一天的生产情况稍作了解，转身便离开了。现在他只是一个挂名队长，车队的事主要由书记负责，自己反倒成了甩手掌柜，车队的第一闲人。即使人家有意见也没办法，整个商业局，已经没有比他资格更老的干部，就是局长，也得让着他点。换了衣服，到达百货公司，再次守起了自行车棚。百货大楼是上午九点开始营业，由于管理跟不上，一些员工迟来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是常有的事。白长山在百货大楼的一角蹲下来。一些迟来的员工匆匆地驶进来，将车往棚里一推，向大楼走去。也有些员工停车的时候遇到了同事，站在那里说上一会儿话。白长山的身份是叫花子，自然不能戴手表，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只能估摸，现在应该是上午十点左右。

这一天的时间太长了，他甚至不知道王玉菊是否在里面上班，亦不知道她是否会在中途出来，呆呆坐在这里，无聊至极。为了与自己所扮演的乞丐角色相符，他出来时，根本不曾带烟。闲下来的时间一长，烟瘾上来了，怎么都熬不住。他想，这样下去不行，自己肯定没法将这一整天熬过来，饿可忍渴可忍，惟独只有这烟瘾不能忍，一定得想个办法。实际上，办法是现成的，去检烟头。

“文革”期间，要想找烟头还真不容易。烟是凭票供应，而且有一段时间极其紧俏，所有烟民便随身带着一只布袋，将抽过的烟头装在布袋里。这些年物质开始丰富，烟的品种和数量渐渐多起来，一些走私的高级洋烟以及各地生产的过滤嘴香烟开始出现在市场上。除非那种大家都习惯抽的物美价廉的牌子需要找关系，一般的烟，市面上可以买到。烟多了，人们也就不再珍惜烟头，随手扔在地上。百货公司算是有特权的部门，他们可以买到内部供应的烟，价格更便宜一些，因此，这些地方抽烟的人更多，扔掉的烟头也更长。白长山站起来，向车棚走过去。预感是对的，这里没有人打扫，地下烟头特别多。他将那些新近扔下的烟头捡起来，装进口袋里。捡烟头的时候，他仔细查看了车棚中的每一辆车，非常奇怪，竟然没有见到王玉菊的那辆。

她的自行车为什么不在这里？难道她今天没来上班？去局里开会去了？还是因为什么事留在家里了？此时他才意识到，这么多年了，自己对她的一切，真的是了解太少。当然，他根本就没有了解她的兴趣，只需要抓住一个关键事实，他就满足了。

捡了一些烟头，又跑到百货公司门前广场找了一张废纸，回到最初坐的地方，将那张纸撕成小块，捏在手上，又掏出烟头，小心地拈出里面的烟丝，卷成一个炮筒，用舌头舔舔纸角，粘住，一支烟就成了。现在差的是火，他捏着烟，去找人借火，还没有走近人家，对方憎恶地看他一眼，远远就绕开了。讨不到火，只得打人家扔下的烟头的主意。如果到大楼前面去，一定可以等到人家刚扔下的。可是，他担心自己一走，王玉菊便会出现。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得呆在那里，继续卷烟泡。

快中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白长山认出了他，原本叫汪亦敏，“文革”中兴起改名风潮，他便改名汪卫东，造反当上商业局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造反派被清算，他被停了一段时间的职，后来下到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那时，他如果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汪亦敏手上的烟头上，或许会想到，他就住在宏广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王玉菊和他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可能会想，他怎么现在才来上班？他停好自行车，顺手将烟头扔到了地下。等汪亦敏走进大楼，白长山站起来，慢慢走过去，弯下腰，捡起来，对着吹了一口气，就着烟头点着烟，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再吸一口。

白长山吸着烟，美滋滋地往前走，刚到拐角时，猛见前面有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过来。眼看就要撞上了，白长山迅速向旁边跃开，同时往女人脸上看了一眼，认出是王玉菊。白长山没有撞上自行车，王玉菊却因为受了惊，手掌不住车龙头。她叫了几声之后，随着车子一起倒了下去。白长山担心被她认出，头一低，迈开双腿，快速向前走去。王玉菊从地上爬起来，冲着他破口大骂。逃远了的白长山心中暗自庆幸，她一定没有看清自己，否则肯定河东狮吼，大叫白长山你给我站住。

现在差不多快到中午了，王玉菊竟然才来到公司，这事显得异乎寻常。难道她是利用上午时间去会那个男人？仔细想想，可能性似乎不大。现在全国在抓劳动纪律，她既是柜长，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应该不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干那种事吧？仔细想一想，真的不可能吗？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她在单位拼命表现积极，可心灵深处的权力欲和自私自利，他是再清楚不过了。这样一个女人，又怎么可能真正努力工作？既然她虚伪，那就完全可能利用上班的时间去幽会。方梦白在信中让他换个角度思考，会不会早已经想到了这点？

这次发现，使得白长山彻底改变了战略。早晨，他比以前提早半个小时出门，离开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套旧房子里，换上破旧的衣服，又骑着那辆很破的自行车赶到商业局家属院门口，将自行车停在对面的柏杨树下，自己走到另一棵柏杨树下蹲下来，盯着大门。

商业局宿舍是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既有五十年代建的两层楼，也有六十年代建的极其简易的四层楼，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大家顾着革命，钱都革没了，自然没钱建房子，住宅建设停了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又建了两幢六层楼。可这些房子，远远满足不了急剧膨胀的人口，院子大得有些沉重。白长山返回时，正是每天早晨的第一波出门高峰，赶去机关上班的或者是去上学的，都在这时候出门。这些人，白长山基本都认识，因此，他呆在这个地方，冒着极大的险。好在人们急着赶去上班，没有在意坐在路边的一个叫花子。

八点过后，出现了第二波上班高潮。这时候出现的大多是机关干部的家属，他们在百货公司或者其他一些商业机构上班，上班时间比机关事业单位晚。因为没有戴表，白长山并不清楚王玉菊出门的时间。第二波高潮刚刚出现，王玉菊便骑着自行车匆匆驶出了大院。白长山随后跨上自行车跟过去。他期待她并不是去百货大楼，而是去别的地方，同某个未知男人有关的地方。事实上，王玉菊的目的地非常明确，就是百货公司。白长山像前一天那样，停好自行车，在角落里蹲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捡烟头，卷烟泡。

白长山毕竟要上班，不可能每天八小时守在商业局家属院门口或者是百货大楼的侧面，一个星期，最多能有两天全天守候，其余时间，他还得回车队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长久期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是八月一日建军节，前一天，局里为退伍军人开了茶话会，今天，车队计划去附近的一座军营搞慰问。这种事，以前都是由白长山带队，只有这次，他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穿上一身破衣烂衫，骑着自行车往回赶的时候，白长山想，其实，人的一生，到底求个啥？既争权又夺利，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幸福两个字。如果没有幸福，就算是争到权争到利，又咋样？还是生不如死。尤其年过五十，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挣扎了这么几十年，原来只不过梦想一场。如果按照方梦白的理论，换个角度想一想，前五十年，他算是为别人活了，现在，他得为自己活一段时间，得努力把最后的幸福抓在自己手里。

刚刚回到以前停自行车的地方，刚刚将自行车锁了，便见王玉菊骑着那辆飞鸽出了门。白长山心头的某根神经跳了一下，暗想，今天特别，她竟然这么早？一路跟着，白长山心里一路嘀咕，自己这次是不是运气好，真的就逮住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有一种酸酸的感觉。难道自己真的这么差，几十年的老婆，竟然红杏出墙了？

王玉菊接近宏广街时，白长山的心狂跳起来。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快接近宏广街时，他加快了速度，将彼此间的距离缩短到了五米以内。王玉菊拐过土地街，白长山再次猛踩了几脚，紧跟其后拐了过去。难怪上次会跟丢，仅仅往前十几米，王玉菊便一扭车把，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那一瞬间，白长山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名字来：汪亦敏。

王玉菊推着自行车进入了二门。白长山心里愣了一下，连忙下了车，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跟过去。他知道，汪亦敏家在三门。难道自己刚才想错了？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是走是停的时候，王玉菊已经停好自行车，从二门出来，走到三门前面，抬头向上望了一眼，捋了捋头发，又扯了扯衣角，抬腿向里面走去。这一次，白长山认定了，惊喜的同时，心中又充满了怒火。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推着自行车向前走去。进入门洞，停下来听听，王玉菊的脚步声前所未有地轻悄和缓慢，应该已经到达二楼。担心发出很大的响声惊动她，他不敢拨动支架，只是将自行车往墙上一靠，轻轻拉上锁，匆匆往楼上赶。他明白此前自己为什么失败了，他们总是选择上午这个时间幽会。这个时间非常特别，成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老人买菜去了，这个时段，不容易被人碰到。

王玉菊到达五楼时，白长山恰好到了四楼和五楼间的转弯处。他探头向上望，见她停在那扇门前，警惕地向后看了一眼。白长山迅速缩回头，心惊胆战地等了一会儿，听到楼上传出轻微的敲门声，才重又将头探出去。白长山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却见王玉菊一闪身跨了进去，随后便是一声门响。他踮起脚，几步跨过九级楼梯，走到门前，贴着木门听着。里面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白长山离开门前，认真观察这幢楼，想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进入房间。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或许可以冒险从楼梯转角的那个小窗爬出去，攀上阳台，然后破门而入。可他毕竟不再年轻，这样干实在太冒险。他不想因此死去，还得留着剩下的岁月享受自己的爱情。如果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那只有一个办法，从正门硬闯进去。他回到门前，认真地观察那扇门。应该是杉木的，锁是一般的弹子锁，从外面扣着的，里面应该有一道铁闩。他很了解这种闩，是用几颗螺丝钉固定的。他暗自估计了一下，这木门并不厚，吕字形的门框中间镶两块木板。人道一点考虑，一开始可以攻击门框，将里面的闩给踹开。如果这样不行，再考虑踹门板，估计两三脚就可以把门板踹开了。

主意拿定，他再一次贴在门上，认真地听了听。还没有听出名堂，便发现楼上有脚步声传来。他心中一惊，连忙转身向楼下走去。走到三楼，转身再向上走，迎面和一个年轻女人碰上。他的这身乞丐衣服引起了年轻女人的注意，看到他便停下来，冲着他挥手，说，去去去，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这里没你啥事儿。白长山还真怕被人给轰走了，尤其担心她这一咋呼惊动了别人，大家上来围观，自己的事就没法办了。完全是情急生智，他冲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嘘声动作，小声地说，别叫，咱在这里有秘密任务，千万别暴露了我。她看了看白长山，竟没有再说别的，侧身从他身边走过，下楼去了。

白长山迅速上楼，再次将耳朵贴到了那扇门前。其实，根本不需要贴得太近，王玉菊的叫声很大很放肆，已经传进了他的耳膜。白长山不再多想，向后退了一步，抬起腿，猛地向门框踹过去。不知是人真的老了，还是腿抬得不够高，或者角度不对使不上劲，除了轰的一声闷响，竟然没有丝毫反应。他又退后两步，猛地向前跨出一脚，抬腿踹去，还是觉得不得劲。他再次退远了距离，一直到了对面的门边，再引跑两步，向前踹去。这次他改变了方法，不再是正面对着门，而是侧过身子，左腿支撑着身体，右腿从侧面向门踹去。哐的一声巨响，门被踹开了。几乎就在同时，对面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大声地质问他，你干啥？你是哪儿的叫花子？

门既然已经开了，白长山自然不管那老太太，立即便往门里闯。老太太可真是个人物，她不顾一切扑过来，一把抱住白长山，大声叫唤，快来人啦，抢劫呀。白长山想挣开老太太冲进去，挣了几次，竟然没有能挣开。老太太的叫声惊动了住在这里的人，楼上楼下都有开门声传来，甚至有人问，在哪儿在哪儿？汪亦敏的房门原本是关着的，此时开了，汪亦敏穿着一条短裤跑出来，恶声恶气地质问：干啥干啥？老太太说，汪主任，快抓坏人。大概顾着说话分散了注意力，白长山一下挣脱了老太太。

白长山猛地扑向汪亦敏，叫道，汪亦敏，我老婆在哪儿？话音落时，他已经扑到了汪亦敏身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汪亦敏认出了白长山，一下子傻了，愣在那里。白长山挥起一拳，打在汪亦敏的腮帮子上。汪亦敏猝不及防，向后退了好几步，又被身后的凳子阻了一下，翻倒在地。白长山不再理他，转身扑向房门，伸手去推，发现房门是被闩了的。白长山捶了几下门，叫道，王玉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给我开门。里面没有声音，倒是身后那位老太太惊讶地说，原来是这事儿呀，丢死人了。外面已经围了好多人，大家都问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事。老太太说，我以为是抢劫，没想到是来抓奸的。

白长山叫了半天，里面没有反应。他说，你不出来是吗？你不出来难道就能躲过去了？告诉你，我跟踪你很长时间了，今天你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白长山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向前跑，接近门边时抬起了右脚，用尽力气向房门踹去。可是，他的脚并没有挨着房门，因为汪亦敏从背后抱住了他，两人一起倒在地上。接下来，两个男人在地上滚打，你一会儿把我压在下面，狠狠地打几拳，我一会儿奋起反击，翻身起来，将你压下去。汪亦敏比白长山年轻几岁，“文革”中算是练过身手，不说强出白长山许多，至少也不会输给他。可身边那些看热闹的邻居并没有支持汪亦敏，而是向白长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刑法中规定，通奸是刑事罪。虽然没有经过法律判决，周围这些群众，已经认定汪亦敏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对于罪犯，他们不会心慈手软。一部分人在旁边大声喊打，另一部分人真的动了手。汪亦敏被打翻在地，不知是脸上还是鼻子出了血，鲜红的血涂了一脸。

制服了汪亦敏，那些人帮着白长山去撞房间的门。大家喊着一二三一起撞向门的时候，里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轰然一声响，那扇门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撞开了，整扇门一起倒下来，几个男人也都跟着一起倒在地上。白长山第一个从地上爬起来，第一时间去房间里找王玉菊。房间是空的，床单十分凌乱，两个枕头摞着摆在床的中间。床对面的窗户开着，地面有些碎玻璃。白长山跑过去，趴在窗口向外一看，顿时吃了一惊。楼下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嘴边有些许红色，应该是血。白长山转身向外跑。其他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地问。白长山根本顾不上解释，夺门而出。汪亦敏大概意识到发生了变故，大叫一声，跟着狂奔而出。

白长山觉得自己跑得已经够快，没料到汪亦敏简直就是在往楼下扑，一步跃下几级台阶，几个腾跃，已经跑到了他的前面。白长山心中暗想，如果出事的是方子衿，自己可能就像此时的汪亦敏一样吧。由这一动作，他已经看出，汪亦敏是真的爱着王玉菊，而且爱得很深。他跑到楼下时，汪亦敏早已经赶到，并且抱起了王玉菊。看到白长山过来，他大声地咆哮说，你满意了？你满意了？现在你满意了？他一边大叫，一边向前跑。楼下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汪亦敏一边向前跑，一边大声地喊，请你们帮帮我，快送她去医院。果然有几个男人伸出了援手，抬着王玉菊，向前跑去。

那群人跑远了，白长山还愣在当场。他没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赶去医院。过了好几分钟，他推出了自行车，向医院赶去。这一带有三间医院，一间儿童医院最近，另外两间省航医院和市工人医院比较远，在十四道街附近。白长山先去省航医院打听了半天，急诊室的护士没听说刚接收了一个跳楼的病人。他又赶到市工人医院，王玉菊果然被送到了这里。

白长山赶到手术室门口，她已经被推急救室。走道里乱糟糟的，汪亦敏疯了一般，拉着医生的手，求着说，医生，你一定要救活她，一定要救活她。别说是医院那些人，就是一旁的白长山也糊涂起来，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她的老公。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件事，甚至极其憎恶。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他不得不面对。他想，第一件事，应该通知自己的孩子们。

看了一眼关上的门以及门上亮着的抢救灯，看了一眼傻傻地靠在墙上的汪亦敏，白长山走出医院。先赶回去换了那身衣服，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二女儿打传呼。返回医院时，汪亦敏已经不知去向。有两个派出所的民警正在了解情况。一名护士说，不知道呀，是一个男人送她来的，满身都是伤，不知和谁打过架一样，可能是她的丈夫吧，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白长山走到其中一个民警前面，小声地向他说明身份。民警问他，这到底是咋回事？他看了看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欲言又止。民警找到一个空的房间，将他带进去，开始了解情况。

白长山将情况介绍了一遍，两名警察感到事情十分严重，其中一名警察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另一名警察赶回派出所安排布控。白长山和警察谈完出来，孩子们已经赶到了。手术室外面已经没有围观者，只有他们几个，既不知道手术室里面的情况，又没有见到父亲，惊慌得什么似的。见父亲和一个民警同时出来，脸上更是挂着不解。民警还想找他的孩子们了解情况，白长山说，他们啥都不知道，请你不要告诉他们，好吗？民警倒也十分配合，答应一声，离去。孩子们围过来问情况，白长山不好说出真情，只说是出了车祸，具体情况，他也不十分清楚。

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他们询问情况，对方只是说还在抢救，别的不肯说。白长山感觉不是几个小时的事，将其他几个孩子支回去了，只让慕芷和自己一起留在这里等消息。父女俩坐在那里，好半天没有说话，走道里除了偶尔来往的医护人员，只有他们。手术灯鬼火一般亮着，刀一般凌迟着他们。慕芷有些忍耐不住，说，爸，你是不是没对我们说真话？白长山问，你咋这样问？慕芷说，那不是交警，所以，不可能是车祸。白长山犹豫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说，我不知道咋说。女儿追问，到底咋回事？白长山说，你妈和他们单位的一个人……抓奸的时候，你妈不知咋的从楼上掉了下来。

女儿沉默了。白长山也不再说话，掏出一支烟，点燃。刚吸了一口，一名护士走过来，恶声恶气地说，灭了灭了，没看到严禁吸烟的牌子？慕芷看了护士一眼，似乎想向她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白长山默默地弯下腰，将烟头在鞋底上拧了一下，灭了。女儿问他，你准备咋办？他说，我不知道。

手术一直进行了几个小时，王玉菊被推出来时，仍然处于深度麻醉之中。慕芷猛地站起来，拦住医生问。医生说，情况不是太好，主要有三处大伤。第一处在脑部，颅脑骨折，经过手术修复，脑震荡是肯定的，至于术后复原情况怎样，目前还难以确定。腿骨骨折，已经手术接驳，也要看术后复原情况。最麻烦的是她的脊椎骨折，目前还没有很有效的手段进行外科复原手术。慕芷说，那会很严重吗？医生说，现在还难以确定，不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出现高位截瘫。慕芷问什么叫高位截瘫？医生说，就是胸腹以下完全失去知觉。慕芷不说话，一下子呆了。

王玉菊被推进病房，两名护士抬着她，将她安放在病床上。女儿坐在她的身边，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白长山站在不远处，定定地看着那张缠满绷带的脸，心中有一股巨大的凉气升起。女儿说，爸，你坐嘛。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只是木柱一般杵在那里。女儿似乎知道他的心事，说，爸，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白长山说，你说。女儿说，我知道你们的感情不好，也知道你心里很苦。白长山说，你想说啥？女儿说，我想求你，如果妈真的瘫痪了，别和她离婚好不好？有一种特别的痛苦，从他身体的某个地方钻出来，迅速向全身各个部位扩散。他想很坚决地说一声我要离婚，为了这一天，我苦等了快三十年。可他说不出来。这个女人毕竟和他共同生活了近三十年，和他一起养育了一堆儿女。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爱她像爱方子衿那样，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这所有一切，他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女儿见他不出声，哭得更伤心。她叫了他一句，已经是泣不成声，再也说不出话来。白长山心头大恸，脱口说，我答应你。说过之后，又异常后悔，认为自己再一次做了蠢事。从下一秒钟开始，他便想告诉女儿，他要收回自己的承诺。无数次话到嘴边，又实在没有勇气吐出。

王玉菊住了两个多月医院，从医院移回家中。白长山心中堵住的一团厚云，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来越浓。

医生当初的估计没错，王玉菊高位截瘫，腹部以下没有任何感觉，还有脑震荡后遗症，只要天气变化，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她的脾气原本就火爆，现在又深受病痛困扰，性格越来越暴戾，喜怒无常。感到心力交瘁的不仅仅是白长山，孩子们也都如此，想到回家，心头便发毛。这一切，全都因为汪亦敏，白长山曾先后几次去公安局打探汪亦敏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总是一样的，汪亦敏畏罪潜逃了，至今下落不明。

白长山真想找个什么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他怎么都弄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对自己如此残酷，要让他的心，在这无休无止的劳役中经历死亡的洗礼。

白长山为了捉奸将王玉菊堵在汪亦敏家时，方子衿走进了地委大院。

大院门口站着持枪的哨兵，他伸出一只手拦住了方子衿。方子衿解释说，我来找杜伟峰杜书记。哨兵仔细将她打量了一番，说，你找杜书记？杜书记是说见就见的？方子衿只好撒谎，说我是杜书记的妹妹。哨兵再一次认真地打量她。她说，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杜书记好了。哨兵犹豫片刻，拿起了门房的电话，拨了一个三位数的号码。对方不知答了句什么，哨兵转过身来问，你叫么名字？方子衿报出自己的名字，哨兵疑惑地看着她，说你怎么不姓杜？方子衿知道，杜伟峰的生母被他的父亲抛弃，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她撒谎说，是同母异父。杜伟峰的秘书问杜伟峰。杜伟峰说，什么同母异父的妹妹，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肯定是你们这些人把她挡在门外不让进来，她才这样说的，快让她进来。秘书正要离开他又说，你去安排一下。

秘书接到方子衿，并没有将她带去杜伟峰的办公室，而是带着她去了地委招待所。秘书帮她拿了一天的餐票，说，杜书记今天有两个会，非常忙，午餐和晚餐，你自己去食堂吃。晚上，杜书记会抽时间来看你。秘书离开后，方子衿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心中有些茫然。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来这一趟，或者说，即使找了，是否有用。

自从女儿去了南方，方子衿的心便空了一般。近几年来，母女虽然一直分离，心理上，她觉得母女俩是一起的。现在，女儿去了千里之外，她有了一种长久握在手中的风筝飘向了天空的感觉，唯一实在的，是手中一根又纤又细的线。想想自己这一生，感情远在天边，一直都飘忽着不能着地；工作上也是差强人意，整座县城都知道她是名医，可入党没有自己提干也没有自己，在县医院，自己和一个顶职进来又靠了某种关系穿上白大褂的小女孩，没有根本的区别。“文革”结束了，喇叭裤长头发流行过了，又开始流行直筒裤高跟鞋。以前姑娘结婚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现在新的三大件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方子衿没有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变化，人生还是一如既往地繁复没有目标。王文胜重新回到医院工作的时候，想让她当妇产科主任，可某些人不同意。理由之一，她不是党员，理由之二，妇产科只有三个医生，没有必要设一个主任。再后来，有人要安排陆安平当院长。陆安平原是一名赤脚医生，在县卫生局组织的培训班学过几个月。“文革”期间，一名地区下放的干部被毒蛇咬伤，情急之中的陆安平用嘴吸出了毒汁，又亲自上山采草药替他敷伤。这位老干部恢复工作，对陆安平投桃报李，先让他入党并且以工代干，后来转干，当公社卫生院院长、县卫生局的科长。王文胜一死，陆安平顺利进入了县医院，不仅当上了院长，而且书记院长一肩挑。

陆安平一上台，便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尤其是王文胜信任的人，都是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杜伟峰调到地区担任地委书记，从县里带走了一批人。最初的名单中，有方子衿。杜伟峰说，方子衿是全县乃至全地区妇产科方面的权威，是难得的人才。可惜的是当地没能善待她，因此，他想把她带去地区医院，给她一个更好的舞台。可陆安平不肯放行。杜伟峰虽然是地委书记，官是够大，可也有他的权力无法触及的地方。

坐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只好躺到床上睡觉。也不知睡了多少时间，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卢瑞国。“文革”中，他救杜伟峰有功，杜伟峰带往地区的随员中，他的名字排在前五位，目前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方子衿惊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卢瑞国在房间里坐下来，说杜书记给我打电话了。

方子衿给他沏了一杯茶，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来。

卢瑞国说，杜书记说，你找他一定有事。他让我先来找你聊聊。方子衿说，还是你和杜书记了解我。卢瑞国说，说吧，么事？方子衿说，我想求杜书记帮忙打个招呼，让我调走。卢瑞国说，你要调走？去哪里？方子衿说，还能去哪里？当然是投靠梦白。卢瑞国看着梦白长大的，对她有感情，自然问起她在深圳的情况。

方子衿说，梦白在深圳很好，组织上很器重她，入了党，分了房子。卢瑞国听说她分了房子，自然想到是不是要结婚了。方子衿解释说，深圳的观念和内地不一样。这十多年来，内地人口增加了几个亿，住房却没有增加几间，根本不存在分房一说，只有那些要结婚的人才有资格向单位要房。深圳建市之初，人们租住附近的农民房，房少人多，租价直线上涨。一些单位干脆自己贷款建房，分给员工。有了住房，方梦白就想把母亲接到身边，跑到一家医院打听，没想到凑巧了，院长恰好是方子衿的第一届学生。不仅答应调动，而且要让她去主持妇产科。

卢瑞国问，你们医院的意见呢？方子衿说，医院现在乱成了一团糟。陆安平来了之后，拉了一些溜须拍马的结成一派，打击那些业务骨干，搞得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着，像防贼一样。“文革”那么乱，也没有紧张到这种程度。卢瑞国说，陆安平是么意思？是不是想你送东西？提到送礼，方子衿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文革”那么乱，以权谋私的人有，以权谋财的人却少见，可如今的一些干部，一心打着人家工资袋的主意，不请客送礼，什么事都不给办。为了调动，她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给陆安平送礼。他的儿子过生日，她送了一套涤卡的衣服。她将这事告诉女儿，女儿说送轻了，从深圳寄回一大堆在内地难以见到的东西。开始只是一些食品，如雀巢咖啡、美国果珍什么的。后来是一些贵重的，最大件的是一部三洋收录机，价值三百多元。算一算，加起来也有一千多元了。

卢瑞国轻声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

方梦白见陆安平是个无底洞，建议母亲什么都不要了，直接过去。她说，在深圳，医院属事业编制，调不调档案关系不大。而且，他们还答应重新建档。方子衿觉得，重新建档，以前就成了空白。她这么一走，以前的档案留在原单位，原单位会怎样处理？给她填上个自动离职，是最好的结果。如果给她一个开除公职的处分，将来某一天新的运动来了，人家跑来外调，她就成了罪人一个。她自己倒无所谓，反正是黄土埋了半身的人。她不想影响女儿的前途。

卢瑞国也不赞成辞职。他说，明天是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还是稳一点好。说过之后，他搔了搔头，又说，这件事，还真有点狗咬刺猬，无从下口的感觉。方子衿听了这话，有些急了，说，杜书记出面难道也不行？他说，晚上，杜书记来了，你最好莫提这件事。他的身份不同，打声招呼，人家听了还好，如果不听，他不是太没面子？方子衿也一直拿不准自己来找杜伟峰是否正确。听卢瑞国这样一说，她才知道，自己是真的错了。然而，如果杜伟峰不肯出面帮自己，卢瑞国作为交通局的副局长，他能帮上自己？卢瑞国看出了她的心事，说，你放心，有些事，我出面比杜书记出面更好。只是，我得好好想个法子，让陆安平那杂种乖乖地放人。

晚上，杜伟峰匆匆赶来见了方子衿一面。方子衿谨记卢瑞国的话，没有提调动的事，杜伟峰也没有问起，只是说，有么事，找卢局长就行，他的公路网四通八达，谁敢得罪他？得罪了他，连路都不让你走，你能在天上飞？

回到单位，方子衿按照卢瑞国教她的方法，按兵不动。可不知怎么回事，方子衿给陆安平送了很多礼，调动仍然无望的事，在同事中传开了。陆续有些反对陆安平的同事找到方子衿，对她说，别做这种傻事，陆安平不榨干你的血，是不会放你走人的。真的想走，还得想办法走上层关系，比如找卫生局或者县委的人出面说话。

那天，方子衿接到白长山的来信。白长山在信中说，面对女儿那祈求的眼睛，他彻底地被摧毁了。日子成了无休无止的煎熬，尤其可怕的是，王玉菊除了高位截瘫以及脾气越来越坏之外，能吃能睡，身体状况似乎比以前更好。他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自从王玉菊住院之后，他便异常绝望和郁闷。有时候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真是太不值了，苦苦地挣扎，苦苦地等待，结果等到的是什么？仍然看不到希望在哪里。方子衿也说不清为什么，看到这封信，心理上大受打击，情绪一下子坏到极点。恰在此时，陆安平派人来通知她到院长办公室去一趟。

方子衿刚刚走进办公室，陆安平就质问她，方子衿，你到底是么意思？方子衿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他何出此言，说，我怎么啦？我做错了么事？陆安平说，你还在这里装糊涂？方子衿说，我怎么装糊涂了？陆安平说，现在全医院都在说你给我送了多少多少东西，那些东西是你自己愿意送的，你这样做，到底是么意思？方子衿刚刚受了刺激，此时又遇到这种事，突然强硬起来。她说，送东西给你，是事实不是？我送给你，是让你给我办事不是？可你贪得无厌，只吃肉不吐骨头。这话把陆安平气得翻白眼，想说什么话，说了半天，也只是吐出一个你字。卢瑞国教给她的方法中，就有和陆安平翻脸一招，她原本不想用。现在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她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了，说，陆安平，我告诉你，我给你送的每一件东西，都详细记了账。你一定要整我，我也不怕。我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过几年就退休。你要和我斗，是吧？那我们就斗一斗好了。我不想升官不想入党，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件事，很快闹到局里去了。局里派了一名副书记带着纪委的两名干部下来调查。

找方子衿问话的时候，方子衿说，王文胜主持医院工作的时候，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可不像现在这样。现在县医院简直比“文革”的时候还复杂，一帮投机钻营的人，迅速投靠了陆安平。这些人没一个有群众基础，也没一个是真正的业务骨干。现在，整个医院分成了三个阵营，第一个是以陆安平为首的阵营，第二个是与陆安平针锋相对同时又受陆安平排挤打击的，他们以两个副院长为首，主要人员是医院内的一些业务骨干。第三个阵营便是逍遥派，不论两派怎样斗，他们始终都是持观望态度。这三派中，陆安平派的人最少，实力却是最强，因为他既是书记又是院长，掌握着实际权力，上面又有人替他撑腰。聚集在他手下的那帮人，其实并没有一个是真心，他们都是一些利欲熏心、争名逐利之辈。如果形势稍有变化，他们定会迅速分化。至于骑墙派，并非他们骑墙，只是他们经过“文革”之后，对这种拉帮结派深恶痛绝，不愿掺和这种事情。其实，他们的心是有偏向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是非的尺子。

谈到给陆安平送礼的事，方子衿说，送礼确有其事。她将自己送了多少次，分别是些什么东西，一一说了出来。局党委副书记问她，你送的这些东西，能拿出证据吗？方子衿一时愣住了。什么是证据，她不明白。副书记提示说，比如你说你送了收录机，这种高档电器，肯定会有发票吧？方子衿拿不出发票，因为东西根本就不是她买的。

调查结束时，副书记明确表态，局里要严肃处理陆安平，不能让这种“文革”分子搞坏医院正常的革命秩序。过了半个月，不仅没有听到处理陆安平的消息，反而传来副书记被调职的消息。消息灵通人士说，县里几套班子主要负责人都是陆安平救过的那个领导提起来的，陆安平的后台硬得很，根本就动不了他。为了对这次调查进行报复，陆安平在医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方子衿被从妇产科调到了中医科，有几个护士被调到了司药房或者是食堂。最荒唐的是，一名放射科的男医生被调到了妇产科，一名检验科医生调到了放射科，而一名耳鼻喉科医生调到了检验科。

县医院内部的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传来陆秋生调深圳的消息。到了深圳之后，可能从方梦白那里知道方子衿调动的事，陆秋生给她写信过来，劝她不必再办什么调动手续，直接辞职过来，由这边重新建档好了。方子衿知道，女儿或许看问题不准，陆秋生毕竟不同，他不仅自己去了深圳，也像女儿一样鼓动自己辞职去那边重新建档。以他的资历阅历以及为人，说话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仔细想一想，自己这一生，事事谨小慎微，结果又如何？不如最后豪放一次。女儿也在信中劝她，就算是有什么不测的事发生也不用担心，有她一个人的工资，足够母女俩生活了。

卢瑞国托人转了一封信给方子衿，他在信中说，县医院里所发生的事，他非常清楚。如今官场之上，有些事一言难尽。为了维持现在的地位，陆安平下了血本，否则，没有人肯出面替他说话。既然最简单的方法办不成，那他就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方法了。他在信中说，县里要修县政府门前的那条路，那条路还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修过，一直到现在，只是小补没有大修，如今是坑坑洼洼，大孔小洞。杜伟峰当了地委书记之后，曾拨过一笔款子，希望县里自己凑一点，把这条路修好。县里将这笔款子挪用了，路仍然没修。最近，杜书记问起这条路的事，知道还没有修，就下了死命令，给半年时间，如果再不能修好这条路，县委书记和县长自动辞职好了。县领导一下子急了，东拼西凑了一笔钱，又想通过地区交通局要一笔。地区交通局局长办公会议通过了这笔拨款，但批准权在卢瑞国的手里，他不签字，谁都拿他没办法。

自己调动工作只是一件小事，没想到却扯出一件如此之大的事来。为自己区区一件小事，牵扯到全县的利益，她实在不愿意。可不这样，她又无法全身而退。左思右想，还是按照卢瑞国信中所交代的，决定去找县长。

到县政府门口，方子衿对卫兵说，我叫方子衿，县医院的，我有事要见肖县长。方子衿是县里的名医，几乎家喻户晓。她报出自己的名字，卫兵没有问第二句话，立即往县长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对她说，肖县长马上要去地区办事。不过，他同意离开之前见你十分钟。在小车班门口，你快去吧。

肖县长对方子衿非常热情，同她握过手之后便说，你的事，我听说了。你是我们县的一块宝，我本人也不同意你调走。方子衿说，你这是要去哪里？肖县长说，还不是为了门前那条路？我都快把地区交通局门口踩出一条槽来了。方子衿说，如果我能够把这笔钱要下来，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个条件？肖县长认真地看着方子衿，说，你这话当真？方子衿说，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事。肖县长说，那好，我们回办公室去说。

在办公室坐下来，肖县长亲自给她沏上茶。问他，你有么办法？方子衿说，你别管我有么办法。我只是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肖县长说，别说是两个条件，只要不违反党纪国法，二十个条件我也答应。方子衿说，条件之一就是放我走。这个，肯定不违反党纪国法。肖县长沉吟了一下，说，放你走，全县人民都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你在妇科的地位，在全县乃至地区，没有人可比，在全省也是排得上名的。方子衿苦笑了一声，说，你大概还不了解。我现在不在妇科，而是去了中医科。肖县长略惊了一下，说，你去了中医科？这是么回事？方子衿说，这得归功于你们为全县人民选的好院长呀。他帮你们县委县政府替全县人民造福，你们应该为他立块碑才对。

肖县长十分尴尬，说，这个陆安平，简直是在胡闹嘛。真没想到，他的工作能力这么差。方医生，你放心好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我一定要还你一个公道。

方子衿摆了摆手，说，对你们官场的这一套，我没兴趣，也不想了解。而且，对你们这个官场，我是已经寒了心，无论如何，我是要走的。毕竟，我在灵远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里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临走之前，我想自己如果能为灵远做两件事，也走得心安了。肖县长说，你刚才说有两个条件，现在又怎么变成两件事了？方子衿说，是两个条件。只要你们答应了这两个条件，我就为灵远办了两件好事。肖县长说，那说说你的第二个条件吧。方子衿说，很简单，将陆安平就地免职。

肖县长沉默了。方子衿抬手看看表，说，哎哟对不起，十分钟早过了。她站起来说声打扰，抬腿向外走去。肖县长伸出一只手，似乎想叫住她，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方子衿就这样离开了县政府大院，回到县医院。

其后的几天，一切如故，医院里仍然是剑拔弩张。党支部讨论发展新党员，将所有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召集到一起开会。讨论的对象有五个，其中三个已经是多年的积极分子，真正是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另外有一个“文革”结束前夕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第五个是陆安平的亲信，一个在医院内为陆安平四处刺探情报，调拨离间的男人。方子衿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交过几次入党申请书，后来差不多三十年间，她一直都是“运动健将”，很清楚入党没有自己的份，因此再没有提过申请。但每一届党支部，都从她的档案中翻出了那些申请书，无一例外地将她列入积极分子名单。

岁月将人生之河里的泥沙冲走之后，留下的往往是鹅卵石。这次讨论，方子衿的名字，竟然排到了第一位。早在王文胜时代，“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方子衿就已经在这场马拉松中领跑了。那时，医院里几名副院长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们反对的理由总是千篇一律，联系群众不够，太注意穿着打扮，生活上有点小资化自由化。过去那些反对她的人，现在成了她的积极支持者。一名副院长说，现在，我们党培养接班人，讲么事？讲四化讲贡献，知识化是个重要方面。方子衿同志是妇科方面的专家，她的医术，受到了从县委领导到普通百姓一致的肯定。在我们县，方子衿同志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看一个人是否真正从思想上入党，看么事？一是看他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一是看他对我们党的忠诚。有了这两条，就是一名好党员。第五名讨论对象立即站出来反对，说，方子衿是公认的妇科专家不错。可谁都知道，最近，方子衿同志在闹调动，闹调动说明么事？说明不热爱本职工作。一个不热爱本职工作的人，能说有么样的为人民服务态度？再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方子衿同志为了达到调动工作的个人目的，在背后做了很多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客观上破坏了我们医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轮到讨论陆安平的死党时，几名副院长自然是坚决反对。按照通行的程序，应该是每讨论完一个，党员便举手表决一个。这次是先讨论，所有人发言结束之后，陆安平来个总发言。他重点在说他的死党，说什么党员最重要的品质，不在于业务能力怎样，不在于是否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毛主席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看一个人是否在思想上入党了，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要看这个人是否对党忠诚。具体表现在我们医院，那就是他是否维护医院党支部的领导，是否和医院党支部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大门，向所有积极要求入党的优秀分子敞开，但党有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忠诚原则，就是宁缺毋滥原则。他作为医院党支部书记，他必须掌握这个原则，为党把好大门。如果忠诚分子不能入党，而将那些忠诚还不够的分子吸收入党，就是他这个支部书记的严重失职，是对党的犯罪。当然，有些人，确实可以放在党内进行教育帮助，那也需要党内有一批忠诚分子才行。他暗示，如果不同意他的死党入党，其他的人，他一个都不会考虑。

十天之后，公布了新的预备党员名单，两个人，自然没有方子衿。其中一个正是陆安平的死党，另一个是对立派的人。大家私下里说，这是一场平衡游戏。方子衿清楚，自己永远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的命运，一直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从来都不曾属于自己。可她有自己的骄傲和骨气，她不希望自己成为某些人搞权力斗争或者利益平衡的棋子。

那天下午，肖县长屈尊来到医院，把方子衿叫进了党支部办公室。

方子衿看到县长和陆安平，略略愣了一下，站在门口，并不想进去，说，没想到县长大人有时间接见小民，真是荣幸之至。肖县长说，你这个人啦，说话不要带刺嘛。来来来，快请坐。方子衿站着不动，说，还有病人等着我去看病呢，有么指示，你说吧。肖县长看了看身边的陆安平，说，你忙你的去吧。方子衿立即说，我想，你要谈的事，也关系到他吧。我这人，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别人怕他报复打击，我可不怕。就让他留下来听吧。肖县长十分尴尬，说老方，你看你这个人。方子衿说，我就是这么个人。她指着陆安平对肖县长说，他是你的亲信，这一点，我知道。他千方百计想整我，你也知道。我软弱了一辈子，临了快退休了，我想硬一次。你找我，是想谈那条路的事，是吧？我的条件，早已经说过了。我在这里再说一遍，第一条，将这个人就地免职，第二条，放我走。

陆安平还不知道这些事，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大声说，方子衿，你这是么态度？在肖县长面前，你也这样嚣张？太不像话了。方子衿寸步不让，说，你陆安平只是一个小人，在别人面前耍你的大人威风，我管不着。在我这里，你连人都不算一个。我在这里和肖县长说话，轮不到你插嘴。想听你给我乖乖呆在这里，不想听你可以走人。肖县长对陆安平摆了摆手，陆安平瞪了方子衿一眼，从她身边走了出去。

肖县长说，老方啊老方，不是我说你，不要得理不让人嘛。方子衿立即反唇相讥，说，肖县长，我想你说错了，我并没有得理。我只是在和你谈判，和你搞幕后交易。肖县长也是无可奈何，说，真拿你没办法。那好，就算是交易。请坐吧，我们来谈谈……你说的交易。方子衿仍然不坐，说，没么事好谈的，我的条件，已经说过了。肖县长说，但是，让我么样相信你？方子衿说，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之后，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你们一定调查过吧。肖县长挥了挥手，说，我们不讨论这个，还是来点务实的。我这里有一份报告，你拿到地区交通局去批下来，我们就办你说的两件事。

方子衿走到他面前，拿过那份报告看了一眼，说，一言为定。我明天就去地区，你现在就着手办我的调动手续。办好了这两件事，你来找我好了，我们当面交清。说过之后，方子衿转身便走。

第二天到了地区，卢瑞国去省里开会了。反正费用由县里报销，她自作主张住进了地委招待所，还用招待所的电话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女儿说，她的朋友开了一间公司，她在里面占了一点股份，现在这间公司的效益不错，如果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年底分红，她至少可以拿到十几万。这个数目让方子衿吓了一大跳。天啦，十几万？现在一个万元户在普通干部工人的眼里，已经是拥有巨额财富。女儿竟然能够拿到十几万的分红？那不是发大财了？方子衿有一大堆话想对女儿说，还没有说出来，女儿就说了，有了这笔钱，你就算是不工作，我也能养活你了。别考虑那么多了，快点辞职过来吧。又说，在深圳这地方，每个人都很忙，陆伯伯来深圳后，他们只见过几次。她请陆伯伯来她家做客，她自己给陆伯伯做了一餐饭。但是无论怎么忙，每个星期，他们至少通两次以上电话。陆伯伯说，来深圳之前，他还不太敢肯定，现在才知道这一步棋走对了。深圳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活了几十年，终于明白了两件事，一是人可以并且应该有自己的脑子，二是人其实不光为别人活更应该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而活，这话打动了方子衿。她也想享受一下为自己而活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给女儿打过电话，她突然很想听一听白长山的声音，要了一个白河长途。可是她的运气不好，白长山没有上班。他的同事说，白长山最近在办离休手续，不来上班了。放下电话，方子衿怅然若失。白长山想提前离休的事，她是知道的。对家庭，他已经陷入绝望，对工作，他也是没有了半点兴趣。他在信中说，既然国家有规定，他这种资历的人可以提前离休，而且离休工资丝毫不少，他也不想再争什么了，这一生，就这样结束算了。当时，方子衿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得知他真的付诸行动，仿佛看到了他那颗死灰一般的心。她的心仿佛被一根绳子套着，那根绳子猛地搅动起来，将她越套越紧，有节奏的阵痛，令她几乎虚脱。

卢瑞国是第三天回来的，听说方子衿住在地委招待所，当晚就到招待所和她相见。她向卢瑞国介绍情况，卢瑞国摆了摆手说，你不用介绍，所有的情况，我都清楚。方子衿瞪大了眼睛，说，你有千里眼？卢瑞国笑笑说，我毕竟是从那里出来的，那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有人告诉我。方子衿哦了一声，说，那么我到地区的事，你也是早就知道了？卢瑞国再次笑笑，说，把东西拿出来吧，我现在就给你签字。方子衿拿出那份报告，卢瑞国掏出笔，在上面龙飞凤舞签上自己的名字。方子衿拿过那份报告，盯着那三个字发呆。难怪人们那么热衷于权力，权力真是个好东西，有些人千辛万苦得不到的东西，有人却只要轻飘飘写出自己的名字，立即就解决了。

卢瑞国指着报告说，你明天去找办公室盖个章，再到计财处盖个章，然后你把报告拿在手上。记住，千万不要留在办公室或者计财处。方子衿不解。卢瑞国更进一步说，你如果留给他们，他们就会直接通知县里。县里拿到这份报告，还替不替你办事，谁说得清楚？我的名签了，公章盖了，他们可以拿到钱了。如果他们卑鄙的话，把你抛开，我再没有办法帮你了。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抓着这份报告。你也不用找他们了，你人还没有回去，他们肯定已经知道，让他们拿着你要的东西来找你。

回到医院，已经有人等着她。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受肖县长之命，来拿报告的。方子衿心想，幸亏卢瑞国提醒，不然自己说不准还真的上当了。她说，好哇，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办公室主任莫名其妙，说你要的东西？么东西？肖县长没告诉我呀。方子衿说，那你就回去问他吧，问清楚了再来找我。

从那天开始，那些人便天天来磨她，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办手续需要时间修路不能等之类。最荒唐的是医院有一个熟人找到她，提出以一万元买走她手上的报告。这样一闹，闹过了十天，报告仍然在方子衿的手中。方子衿想，自己是不是该给卢瑞国打个电话，问问他该怎么办？转而一想，卢瑞国肯签上自己的名字，已经是帮了她的大忙，剩下的事，自然是她自己去做了，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好，自己还有脸去找人？恰好女儿打电话回来，她将这件事对女儿说了。女儿说，你就给他来个以退为进。她说，怎么个以退为进法？女儿说，你直接向他们交一份辞职报告，告诉他们，深圳这边同意为你重新建档，你不要调动手续了。然后，你就装着找人订车票，联系汽车搬家。你如果带着这份报告离开了，交通局不可能再批第二份报告，他们也没有理由找你要回这份报告，那样一来，这件事就黄了。

方子衿知道，这是以个人要挟组织，如果在“文革”中，绝对是一大罪行，判刑都有可能。可是，如果不这样，她又能有什么办法？人家摆明了是想玩她。犹豫了三天之后，她拿着辞职报告，走进了局长办公室。局长看了一眼报告，甚至没有全部读完内容，惊得站了起来，问她，你这是么意思？她说，报告上写得很清楚呀，我要辞职。局长说，你不是开玩笑吧，辞职？辞了职，你就么事都没有了。没有工龄，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医疗费，没有住房。方子衿说，这个不劳你操心，深圳方面已经说好了，只要我的人去就行，他们为我重新建档，为我分房。而且，他们的工资标准和我们不同，根本不需要套用我现在的工资标准。局长说，有这样的事？你说的不是中国吧？方子衿说，没想到你堂堂局长大人，也这么孤陋寡闻。深圳是经济特区，特事特办，他们的办事方法和程序，和我们内地不同。局长说，这事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需要请示一下上面。方子衿说，请示不请示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我给你辞职报告，只是尊重你。现在，我正式通知你，我只上班到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开始，我就不再上班了。

这方法可真是见效，第二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找到方子衿，将一只装香烟的大纸箱递给她。方子衿见到那个箱子，愣了一下，问是什么。主任说，这是你的调动手续、组织介绍信、户口迁移单、粮食关系转移单以及人事档案，全都在里面。随后，他拿出一张表，上面列着每一项手续。他分别将那些东西拿出来，让方子衿验收。最后是人事档案，竟然有十几本之多。每一本上面都贴着白色的封条，盖着人事章。然后，又将这十几只大号的档案袋摞在一起，用绳子捆着，再十字交叉贴了两张封条。其他材料，办公室主任一件件拿出来，摆在方子衿面前，只有这厚厚的一摞档案，他没有动，指给方子衿看看而已。

办完这件事，办公室主任对方子衿说，肖县长让我告诉你，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和卫生局人事科的同志，明天上午来医院宣布对陆安平的免职命令。肖县长让我问你，还没有么别的要求？

办公室主任离开后，方子衿看着那只大纸箱发呆。那只箱子里有她的人事档案。她还真的没料到，自己的档案竟然有如此之厚。这些档案被两条薄薄的纸条封着，而她必须把这两张封条完整地带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深圳。她突然觉得，这两张纸，如同她曾经无数次接触过的妊娠妇女那变得超薄的子宫膜。不，这两张薄纸和子宫膜相比，不知要薄多少。它实在太易碎了。一旦它碎了，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厄运？按照正常的组织调动手续，这些东西，应该通过公文交换或者邮政传递的方式发过去的，可是，他们省了这道手续，破例让她自己带过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会不会故意让她自带过去中出现破损而造成她一项罪名？显然就是如此，自己要挟了他们一次，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报复自己。无论是她，或者是杜伟峰，抑或卢瑞国，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会败在这薄薄的子宫膜上吧。

下班了，她捧着这只纸箱回家，一路上小心翼翼。总算回到了家里，她已经被这只纸箱折腾得筋疲力尽。将纸箱小心地放好，坐下来，她开始发愁。自己要去深圳不难，要让这只纸箱去深圳，也不难。难的却是经历一路上汽车火车的颠簸，怎样才能保护那薄薄的封条不被破坏。

这个晚上她几乎没有合过眼，满脑子都是这个难题。

第二天一早，邮局刚刚开门，方子衿便走了进去，第一时间拿到号牌，拨通了女儿的电话。方梦白没料到母亲这么早会给自己电话，暗吃了一惊，问道，妈，发生了么事？方子衿说，我拿到了人事档案。方梦白说，真的？太好了。方子衿语气中没有半点好的感觉，她说，一点都不好，那些人给我设了一个陷阱。方梦白说，么回事？方子衿将封条的事说了一遍。方梦白说，你别走，等在那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他们可能有办法。

方子衿坐在邮局里等了半个多小时，服务员叫道，方子衿，五号。方子衿急急地走进五号电话间，抓起话筒，急急地问，梦白吧？他们怎么说？方梦白说，他们说，你带来好了，只要是单本档案的封条没有坏，就没事。如果你还不放心，他们叫你通过邮局挂号寄出来，如果弄破了，那就是邮局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

通过邮局邮寄？如果邮局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怎么办？这东西真的丢了，方子衿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无论如何，她不能放心地交给邮局，思来想去，只好将其他所有的东西打包托运，带着这唯一的行李上路了。

辗转到了深圳，女儿和陆秋生在火车站接她。陆秋生是带了车来的，他让司机去接方子衿手里的纸箱。方子衿说什么都不让，一定要抱在自己怀里。陆秋生和她开玩笑，说，是么宝贝？方子衿说，不是宝贝，是我的命。陆秋生以为她是在开玩笑，说，没想到你竟然学会幽默了。方子衿说，我哪里懂得幽默？我说的是真话，这就是我的命。

到了汽车上，司机要把纸箱放在后面的行李舱，方子衿不干，一定要抱在自己怀里。到了女儿的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纸箱。方子衿往箱子里看了一眼，顿时呆住了，脸色由红转白，迅速白得如纸一般。方梦白看了一眼纸箱，见里面的封条已经碎成了几段，转眼再看母亲，发现她身体在摇晃。她叫了一声妈，连忙上前扶她。

方子衿喃喃地说，完了完了，我没法活了。话没说完，身体便往地上溜。方梦白有所准备，连忙将母亲抱住。方子衿的整个重量压在她的身上，她的姿势又不是太好，眼看两人就要倒地了。方梦白大叫，陆伯伯，快来帮帮我。陆秋生暗吃了一惊，上去抱住方子衿。再看她时，见她已经昏了过去。

陆秋生抱住方子衿，对方梦白说，快，叫救护车。

救护车将方子衿送进了她即将调进去的医院。医院院长听说此事，立即过来看她。听说是因为档案上的封条破了，吓昏的，便小声地对方梦白说，你现在就回去一趟，把档案和组织介绍信拿到这里来。方梦白按照院长的吩咐，回家拿来了这两件东西。此时，院长已经离开了观察室，只有陆秋生在这里陪着方子衿。陆秋生说，院长叫你返回后，给他打电话。

没过多久，院长带着医院管人事的干部来了，方梦白将档案交给人事干部，院长问，这样行不行？人事干部说，没问题。院长说，是你说没问题的呀，如果有问题，我唯你是问。

上班一个月后，院长把方子衿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指着面前一大堆材料对她说，方主任，你认识这些吗？方子衿看了一眼，这是一大摞一大摞厚厚的材料纸，这些纸有些年头了，发黄发黑，由于年代不相同，颜色的深浅也都不一样。方子衿摆了摆头，说不认识。院长说，你看看吧。方子衿拿起一沓材料，看了几眼，大惊失色，像被那材料烫着一般，放了回去。现在她明白了，这就是她的人事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是她自己写的，几十年间所写的思想汇报，每个星期一封，大概全都在这里面了。她惊恐地看着院长，不明白他给自己看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院长说，这些东西，全是“文革”的产物，现在，我当着你的面将它们销毁。

“销毁？”方子衿吓得脸都变了，“不，你不能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院长大笑，说，就算是有罪，有罪的是我而不是你。你是无权看到自己的档案的，是不是？我都不怕，你怕什么？院长说着，拿起一沓材料，塞进旁边的一部什么机器，按了一下按钮，那些纸便慢慢向机器里面移动，然后变成一条条碎纸，像压面机里出面条一样，从机器下面出来，落在下面的一只桶里。

方子衿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件事，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